根源性典籍，我們大概可以用“三、四、五”這三個數字來加以概括，就是三玄、四書、五經。三玄是指《老子》《莊子》《周易》；四書是指《大學》 《中庸》《論語》《孟子》；五經指的是《周易》《三禮》《書經》《詩經》，還有《春秋》(三傳)。加起來是多少呢？12本。在這12本書里，五經里面的 《周易》跟三玄里面的《周易》是重復的，減掉一個，等于11本。另外，四書里面的《大學》和《中庸》其實是《三禮》里面的《禮記》中的兩篇文章，如果把它 們再放到《禮記》里面去，又少了兩篇，等于9本，這9本書就構成了中國本土原生儒道文化的根源性典籍。

　　佛教傳入中國，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體結構中的重要部分之一，它的一些典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從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比較普 遍、比較深遠這一角度，相對應于中國本土原生儒道文化原典“四書五經”，佛典中最值得重視的是“九經”、“三論”、“一錄”。九經指《金剛經》(及《心 經》)、《法華經》《華嚴經》《阿彌陀經》《涅槃經》《維摩詰經》《圓覺經》《楞嚴經》《六祖壇經》；三論指《中論》《成唯識論》《大乘起信論》；一錄指 《景德傳燈錄》。

　　毫不夸張地說，如果不了解這些根源性典籍，就很難了解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反過來，即使了解了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但不能將它們統攝到這些根源性典籍里，也把握不住中國文化的理論基礎和核心價值觀念。所以，這些根源性典籍是我們把握中國文化根本精神的必讀書。

　　近代以來，中國學人思想也在不斷變化，最初嚴復、康有為這代人，借用西方的一些理論或是名詞概念來詮釋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思想和理念。之后的一 代學人，開始慢慢用西方的理論體系重新構建中國的思想，用西方的價值觀來詮釋中國的價值觀，使得中國文化本來的含義漸漸被消解了。中國文化越來越洋化了， 失去了它原來的意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醫西化，用西醫的理論把中醫的精髓一點點給消磨掉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需要從源頭性的典籍入手去體會中國傳統 文化，而不應該直接從現代人的詮釋中去追尋。因為現代人的詮釋已經很難把握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了。

　　黃海貝：我注意到，您在闡述中國傳統文化時，強調人文精神是它最主要和最鮮明的一個特征，而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為根本，為什么？

　　樓宇烈：早在西周時期，中國的典籍里就有“人為萬物之最靈最貴者”這樣一種思想。所謂“最靈”，就是最有靈性的；“最貴”，就是最重要的。萬物 中間什么最重要呢？就是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被認為是直接參與到天地的變化中去了。如果沒有人的參與，這個天地的萬物是無序的，所以天地跟人并列為 三，稱為天地人三才。

　　荀子說：“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人為什么能理萬物呢？荀子認為關鍵是人有禮義廉恥這樣一種倫常關系。這種關系確定了人有各自不同的地位和分工，由此就能形成一個有效的群體，可以發揮集體的力量，能支配萬物，治理萬物。

　　人文這個詞，最初出現在《周易》里：“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來，許多思想家和學者對這句話作了解釋。比如說三國時魏國的王弼就解釋說：“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

　　顯然，人文就是不以武力，而以一種文明的辦法，以詩書禮樂來教化人民，由此建立起一個人倫有序的理想的文明社會。這便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兩個 十分顯著的特點。一是高揚君權，重視師教而淡化神權。中國古代最崇敬的是“天地君親師”，“天地”是萬物的生命之源，“親”是某一類生命的來源，代表的是 某一類的祖先。而“君”和“師”是教化的根源。在中國文化中，那種至高無上、全知全能的神是沒有的。在中國歷史上，神權從來沒有超過王權。二是高揚明道正 誼，強調人的道德的自我提升和完善。既然人在天地萬物中是最有主動性和能動性的，那么人自身的提升就是最根本的。所以在中國文化中，明道、正誼、節制物 欲、完善自我的人格這樣一些觀念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