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頷豁然開朗，非常認同郭老的判斷，準備沿著盟書的思路考釋下去，可惜“文化大革命”從天而降，張頷本人被關進牛棚，每天打掃廁所，一干就是多年。考古所長，司職廁所衛生，若干年后他重履考古所舊職，人們笑稱他是“老所長”。

　 　1973年8月下旬，在當時的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的干預下，張頷走出牛棚，重新投入對侯馬盟書的考釋。張頷把自己鎖在考古所的一間陋室，每天埋頭苦干 十多個小時。經過一年的努力，朱書全部辨認完畢。出版部門相當重視，由張頷主筆的《侯馬盟書》很快于1976年出版。這本巨著重達3.5公斤，是融匯考古 學、古文字學與歷史學研究而集大成的一部學術巨著，被公認為是新中國考古事業發展史上的一項重大成果，堪稱典范之作。

　　侯馬盟書是首次成 批發現春秋晚期晉人的手書文字，其內容和體例前所未知，盟書研究在當時是一項完全陌生的工作，所以張頷的研究是富于開創性的。他辨認了幾千件盟書殘片上的 所有文字，確定主盟人為趙簡子，又名趙鞅，乃春秋末期晉國的正卿；盟辭主要為舉行集會、制定公約、對天信誓；反映的歷史事件，則是在一場激烈政爭中，趙鞅 脅迫族人共同盟誓，對其永遠效忠。張頷指出，正是這場政爭揭開了“三家分晉”的序幕。

　　那一年張頷已經56歲。上世紀20年代，張頷應時 而生。他未生失怙，9歲失恃，受盡苦難。因家境貧寒，他僅讀完了高小。他從事考古、古文字研究純屬“半路出家”。由于工作需要，1958年張頷調任中科院 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所長。一開始他就清楚地認識到，要勝任這一工作，僅靠青少年時期因為志趣和愛好學到的一點文史知識是完全不夠的，于是立下三年不當外行 的“軍令狀”，橫下心來從頭學起，終于成功地邁進了考古的大門，并成為文博大家。

　　張頷常說：“著書容易立說難。”他寫文章不是想著反駁 別人，而是考慮怎樣成一家之言。讀他的文章是一種享受，論證如過關斬將、步步為營，又如抽絲剝繭、層層深入，最后得出的結論鐵證如山、不可動搖。早在 1962年4月，張頷發表了論文《萬榮出土錯金鳥書戈銘文考釋》。文中用大量文獻、出土銘文證明器主“于”為“州于”之單稱，該器為吳王僚之器，并論證了 吳器流入晉國的原因。容庚在《鳥書考》引用其論點，將該器列為吳國四器之首。因為這篇論文，他與容庚先生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張頷很喜歡 一首宋代題壁詩：“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暖烘烘。”他說，一堆茅草，看起來一堆，點著了火勢也不小，但“轟”的一下 就著完了；榾柮就是樹根，雖其貌不揚，燒起來也沒有明火，但耐久性強。做人、做學問要實實在在，不要曇花一現，別看慢騰騰，可是暖烘烘。張頷常提到的有 “三功夫”——死功夫、硬功夫和苦功夫。所謂死功夫，就是“背的功夫”。張頷博聞強記，經史典籍、詩詞小說，甚至連一些民謠諺語都能熟讀成誦，隨口背出。 1978年11月在長春召開的第一屆古文字學術討論會上，古文字學家張政烺先生講了《古代筮法與文王演周易》。對于古代筮法參會代表多數不甚明了，當時， 張政烺手頭沒有更多的材料，不好讓人聽懂信服。張頷說自己研究過筮法，他先背了一段古文，看大家還不明白，便用粉筆在黑板上把所背的內容寫了出來：“大衍 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邊寫一邊給大家講，為張政烺的論點作了補充說明。后來，張政烺多次對別人說：“做學問就要像張頷同志那樣有扎實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