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種惶恐很快就過去了，經過是這樣的：我們已經反攻了，一次，我們行軍路過一個小鎮，大概是在烏克蘭。到達那里時，道路旁邊有一座既像板棚又像房屋的建筑，已經辨認不清了。 它剛剛遭到大火焚燒，火苗漸息，只留下一堆焦炭，剩下房基……很多姑娘都不敢靠近，我不知怎么就過去了。在焦炭里我們發現了人骨，還有燒光了琺瑯質的五星帽徽。一定是我們的傷員或者俘虜在這兒被燒死了。從那兒以后，不管殺死多少敵人，我都無動于衷了，仿佛看到那些燒焦的五星帽徽……

　　我從前線回來時，頭發全白了。我才二十一歲，卻像個滿頭白發的小老太太。我負過重傷，腦袋也震傷了，一只耳朵聽力很差。媽媽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我相信你準會回來的，我白天黑夜都在為你祈禱呀。”我哥哥已在前線陣亡了。

　　媽媽痛哭著說：

　　“無論生兒還是生女，如今全一個樣。不過，他到底是個男子漢，有義務保衛祖國，而你卻是個女孩子。我總在向上帝祈求：與其叫你受傷，倒不如被打死的好。我每天都要去火車站等火車。有一次看到一個被燒傷破相的女兵姑娘……我猛地一哆嗦，以為是你！后來我也一直為那姑娘禱告。”

　　我老家在車里亞賓斯克州，我家附近有各種金屬采礦場。不知為啥總是在夜里搞爆破，只要爆破的炸藥一響，我總是剎那間就從床上跳起來，頭一件事就是抓起外套朝外跑，隨便跑到哪兒去都行。這時媽媽就把我拽住，緊緊摟在懷里，像哄小孩一樣地哄我：“睡吧睡吧。戰爭已經結束了。你已經回家了。”我好幾次從床上一個跟頭栽下來，去抓外套……媽媽的聲音讓我恢復意識：“我是你的媽媽呀，是媽媽……”她輕聲細語地哄我，生怕大聲會嚇著我……

　　【屋子里暖融融的，可是瑪麗亞·伊萬諾夫娜裹著一條厚羊毛毯，還是渾身發冷的樣子。她繼續給我講：】

　　我們很快就成了戰士……您知道，那時候沒有什么特別時間去想事情。心里的感覺，真是冷暖自知……有一回，我們的偵察員抓到一個德國軍官，有件事他十分疑惑：在他的陣地上有好多士兵被打死，而且都是打在腦殼上，還幾乎都是同一個部位。他說，普通射手是不可能專打腦袋的，那么準確。“請你們告訴我，”他請求道，“這位打死我這么多士兵的射手是哪一個？我補充了大量士兵，可是每天都損失十來個人。”我們團長對他說：“很遺憾，我不能指給您看了，那是個年輕的女狙擊手，已經犧牲了。”她就是薩莎·施利亞霍娃，是在單獨執行狙擊任務時犧牲的。使她遭殃的，是一條紅圍巾。她非常喜歡那條紅圍巾，由于紅圍巾在雪地里太顯眼，結果暴露了偽裝。當這個德國軍官聽到這一切都是一個姑娘干出來的時候，非常震撼，不知如何回答，再也說不出話來……他似乎是一個大人物，在把他押送莫斯科之前，對他進行最后一次審問，他承認：“我從來沒有和女人打過仗。你們都是一些美女……我們的宣傳總是說在紅軍里面是沒有女兵參戰的，都是陰陽兩性人……”他看來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永遠忘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