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以及汪派要員先后以各種方式逃離重慶，分別抵達越南河內與香港等地。29日，汪精衛發表《艷電》，響應日本首相近衛的對華聲明。電文吹捧日本法西斯“對于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居住、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電文為“和平運動”描繪了一幅誘人的前景：“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等，標志著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抗戰路線與“和平路線”的分歧公開化，也標志著中國國民黨上層統治集團的分裂。
1939年3月21日，河內發生軍統特務刺汪案，促使汪精衛決心脫離險境，潛赴已為日軍占領的上海，啟動籌建汪偽政權的實際行動。
侵略者刺刀下的傀儡
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周佛海一行密訪日本，就建立偽政權進行磋商，日本軍方提出的條件大大出乎汪派預料。隨后，汪氏又先后盡赴天津、北平、南京等地拜會日軍駐華北、華中派遣軍以及第三艦隊司令官，并與偽臨時政府和維新政府頭目會面，爭取各方對汪氏“還都”南京的允諾。1940年3月30日，汪偽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汪氏出任偽國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長，成為汪偽政權的主腦。
12月30日，汪日簽署“基本關系密約”以及“汪日滿共同宣言”，這是全面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協定。參加談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說：日本提出的條件所包括的地域，從黑龍江到海南島，包含的事物，下至礦產，上至氣象，內至河道，外至領海，大陸上則由東南以至于西北，一切的一切“毫無遺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平心而論，汪氏對此密約是不滿的，他的本意是要與日本談判達成“和平救國”結束戰爭的目的。但一旦上了賊船，即無法擺脫日本侵略者的擺弄，完完全全成為日本侵略者的傀儡。
據目擊者回憶，該基本條約的簽字儀式，氣氛悲傷，近乎葬禮：“當日方大使阿部行將抵達以前，他(汪精衛)站在禮堂前的階石上，面部本來已充滿了凄惋之色，他呆呆地站著，遠望繚繞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兩行清淚，從目眶中沿著雙頰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雙手抓住自己的頭發，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頭，鼻子里不斷發出了‘恨！恨！ ’之聲，淚水漬滿了面部，他的悲傷，是次于捶胸頓足”。
南京偽政府建立后，汪精衛在日本占領軍當局的支持下，以“東亞聯盟”為旗幟，采取各種措施，“強化國民政府” 。為此，汪精衛解散了淪陷區內的各種黨派團體，建立“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使形成為一大廣泛的國民運動，強化國民黨領導中心的全能機構，達到黨、政、民一元化的境地”；接著，在華中淪陷區推行殘酷的“清鄉”運動，圍剿各抗日武裝以改變該政府政令不出城門的狀況；后又效法蔣介石推行的“新生活運動”，開展“新國民運動”，在思想領域奴化淪陷區人民等，為日本侵略者統治淪陷區充當馬前卒。
1941月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汪精衛又將南京偽政權綁上日本法西斯的戰車，宣布與日本侵略者“同生共死”。1943年1月，南京偽政權宣布向美英等國“宣戰”，與日本簽署《關于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協定》。10月，復與日本簽署《同盟條約》。11月，又參加日本主導的“大東亞會議”，與東亞各國的日本傀儡政權首腦會晤結盟。與此同時，汪精衛又將淪陷區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都納入了所謂“戰時體制”的軌道，以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大東亞圣戰 ”。汪精衛的種種行動雖博取了日本侵略者的歡心，但卻不能挽救南京汪偽政權覆滅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