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毛澤東在中蘇關系分裂中的作用時，參加座談的同志一再強調，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在擺脫蘇聯控制，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沒有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為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維護中國主權和民族獨立而建立的歷史功勛，應該充分肯定，不能抹殺。

　當年中蘇分裂的教訓

　　參加座談的同志還對當年中蘇分裂的教訓進行了討論，提出了以下幾個觀點：

　　（一）在國家與國家關系中，不能搞意識形態斗爭。在國家與國家關系中，意識形態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搞意識形態斗爭。建立在意識形態和內外政策一致基礎上的國家關系是非常脆弱的，靠不住的。現在的世界是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國與國的關系只能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黨與黨的關系只能建立在四項原則基礎上。要正確對待和善于處理國與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

　　（二）要正確認識世界，正確認識自己。現在的世界發展變化很快，必須追蹤研究世界發展變化。認識世界，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絕不能從本本出發，從意識形態概念出發。在認識自己的時候，要防止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鄧小平關于不扛旗、韜光養晦、不當頭等指示，是對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應該牢記，堅決貫徹。

　　（三）堅持獨立自主和不結盟。當年選擇“一邊倒”的政策沒有錯，同蘇聯結盟有歷史必然性，但帶來的后果也很嚴重。歷史證明，社會主義國家結盟，其結果或者是受制于人，或者給自己背上沉重的負擔。中國目前堅持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最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也符合時代的潮流。

　　（四）任何時候都不能搞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中國在這方面吃了蘇聯不少苦頭。但是，在同蘇聯的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作斗爭時，中國也犯了不少同樣的錯誤。隨著中國國力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更要警惕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的思想和行為。

　　1995年，我去莫斯科查閱有關檔案期間，多次拜訪原蘇聯派駐中國的經濟總顧問阿爾希波夫。阿爾希波夫曾交給我三份文件。回國后，我將這三份文件分別呈送給江澤民總書記和原國家主席楊尚昆。不久，江總書記向中國社會科學院布置了研討“在中蘇關系破裂方面‘中國有什么責任’”的課題；楊主席也向我交代，在中蘇關系惡化過程中，我們黨、毛澤東主席有什么責任，要認真研究，好好總結。就這樣，1997年12月和1998年4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召開了兩次由當年中蘇大論戰過程的直接參與者、見證人和有關專家學者參加的座談會，對中蘇關系破裂的原因、對20世紀60年代中蘇大論戰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事情的緣由

　　20世紀90年代中葉，我曾去莫斯科查閱俄羅斯保存的有關中國的檔案，并在莫斯科逗留期間，多次拜訪原蘇聯派駐中國的經濟總顧問阿爾希波夫，就中蘇關系惡化的緣由向他請教。阿爾希波夫說，1989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前曾委托他召集了蘇聯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研究蘇聯和中國關系惡化的原因和過程，并對計劃中的中蘇高層會談涉及過去的沖突如何表態提出建議。阿爾希波夫說，當時他自己寫了一份回憶，敘述了他親身經歷的中蘇關系的一些大事，同時在他主持下，起草了《蘇中沖突的原因和過程》的文件和一份附件《蘇中沖突大事記》。當時阿爾希波夫把這三份文件都交給了我。我當即同一起去莫斯科的趙仲元、邢書綱把這三份文件譯成了中文。

　　阿爾希波夫提供的《蘇中沖突的原因和過程》的文件，對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過程中的幾個關鍵問題提出了明確觀點。

　　（一）公開論戰是誰發起的？

　　文件指出：“如果說是誰‘主動’展開公開論戰，并把分歧擴大到國際論壇和報刊上，那么在這方面采取決定性步驟在較大的程度上是蘇方，而且是因尼·謝·赫魯曉夫個人所決定或堅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