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以后，中共中央秘書處在文書處理中開始出現(xiàn)了“存文組宣毛”的代號。其中，“組”是中央組織部，“宣”是中央宣傳部，后改為特委，“毛”是共產國際。與之并列、列在首位的“文”——中央文庫（中央地下檔案庫），一直湮沒于歷史的風雨中，鮮為人知。從1930年秋開始，中央文庫幾經輾轉，數易其手，在險惡的環(huán)境中存在將近20年，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奇跡般地保存了下來。為了這個堪稱中共早期記憶的“一號機密”，一批英雄前仆后繼地刻上了自己不朽的名字。

　　上世紀30年代，為適應上海地下斗爭的生存環(huán)境，中央秘書處新規(guī)定：中央下發(fā)的文件和各地上報的文件，均實行“三套制”（一式三份），一份送共產國際代存，一份送文件保管處集中保存，一份呈請中央領導人批辦。1930年4月《中共中央對秘密工作給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再次強調：由于環(huán)境惡劣，各機關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須隨時送至保管處保存”。

　　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之后，精簡機構，中央機關科以下的“處”一律取消。而此時，文件保管處已經集中了大約20余箱文件、資料，仍須長期安全保存。上海戈登路1141號（文件保管處辦公所在地）當時還比較安全，暫不搬遷。中國共產黨第一座秘密檔案庫就此建立（黨內習慣稱之為“中央文庫”），具體由中央秘書處文書科長張唯一負責。張唯一素以老成持重著稱，在黨內有“老太爺”的雅號。

　　1931年4月、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中共總書記向忠發(fā)相繼被捕叛變，中央文庫不得不緊急轉移。

　　1931年底周恩來前往中央蘇區(qū)工作后，張唯一這時已奉調為中共上海執(zhí)行局（后為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秘書處負責人，實在難以兼顧文庫工作。經中共中央秘書處批準，調任陳為人管理“一號機密”，由張唯一單線聯(lián)系。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庫后，陳為人將隱蔽在“老太爺”家的文件秘密搬運至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棟獨門的三層小樓房：第一層臥室兼客廳，第二層為臥室，第三層改為一個小閣樓，靠里墻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墻，兩墻當中存放文件。

　　按照黨中央的要求，中央文庫對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現(xiàn)。陳為人開設了一家湘繡店作為掩護，妻子韓慧英則在附近一所小學當教員。

　　當時，文庫工作人員必須嚴格遵守秘密工作紀律，獨址居住，獨立活動，不參加黨的會議，不參加示威游行、撒傳單等公開活動。因此在同外界的聯(lián)系上，由妻子韓慧芝負責，陳為人只是駐守檔案庫。為防不測，黨組織也只派一名領導與文庫負責人單線聯(lián)系。所以即使是黨的高級領導人，也沒有幾個知道“存文組宣毛”中的這個“文”在哪里。

　　在敵特、叛徒四處活動的險惡環(huán)境里，一遇情況有異，檔案庫必須立即轉移。幾年內陳為人夫婦不知搬了多少次家，有一次甚至搬到法租界霞飛路一白俄老婦人的樓上。老婦人的兒子是個巡捕，成天張牙舞爪地滿街亂抓共產黨，卻不知他家樓上就住著真正的共產黨。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張唯一被捕。兩天后，不明情況的韓慧芝照例前去接頭，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務逮捕。妻子沒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回來，陳為人明白一定是出事了，可是他的第一反應不是營救親人，而是如何安全火速地轉移文庫。

　　當時，陳為人既不便找黨內同志，也不能找外人。他想盡辦法才找到一幢免鋪保的二層樓房，但每月30塊銀元的租金十分昂貴。當時，陳為人已經與黨組織失掉聯(lián)系，斷了經費來源。但他化名張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租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