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醇的奏請已經發出推翻咸豐遺詔的信號，但以肅順為代表的八大臣并未意識到事態的嚴重，他們手中的法寶就是大行皇帝的遺詔以及清朝幾百年的祖制。

　　孰不知，當咸豐在聯軍的逼迫下匆忙出逃的時候、當皇家園林被洋人付之一炬的時候，大清皇帝的威信已經一落千丈；而當繼南京條約之后又被迫相繼簽訂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人們所奉若神明的祖制也已經被無情的現實碾得粉碎，朝廷官員最看重的是權變……慈禧雖然對垂簾聽政孜孜以求，但她深知“欲速則不達”，在她的建議下董元醇的奏折給“留中”了。

　　然而以肅順為代表的八大臣卻不依不饒，以小皇帝的名義草擬了一份嚴厲斥責董元醇的上諭：“我朝圣圣相承。

　　向無皇太后垂簾聽政之體，朕以沖齡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極之初，何敢更易祖宗舊制……該御史必欲于親王中另行簡派，是誠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以上兩端，關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奏……”慈禧、慈安不同意發布批駁董元醇的所謂上諭，為此兩宮皇太后與小皇帝召見顧命八大臣，由于雙方各持己見，互不相讓，詞語激昂，以至把小皇帝嚇得都尿了褲子……慈安只能宣布“明日再說”。

　　鑒于兩宮皇太后不肯用“御賞”與“同道堂”的印，斥責董元醇的上諭也就發不出去。

　　為了向兩宮施加壓力，八大臣來了個集體撂挑子——用當時的話就是“擱車”。

　　八大臣的強硬態度，愈發堅定了慈安支持慈禧實行兩宮垂簾聽政的決心。（《正說清朝十二后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