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擔任情報工作負責人的羅青長說：“周恩來發明的密碼，有數學在里邊的。密碼是數學和文字構成的。”（鄧在軍：《百年恩來》第5集）

　　革命戰爭年代長期擔任中央軍委機要工作，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部三部部長的戴鏡元回憶說：“我黨最早的密碼是周恩來同志發明的，最早使用這個密碼的是任弼時。第一份電報是周恩來從上海發給蘇區中央局的，內容是問任弼時是否到了中央蘇區。周恩來有重要事情不在時，就由鄧穎超譯電。任弼時有緊急事情不在時，陳琮英負責譯電。”

　　在周恩來身邊長期從事機要工作的童小鵬說：“我們用的密碼不重復。”（童小鵬：《在對敵斗爭中親自設計制定密碼》。金志宇：《周恩來親自編制的豪密揭秘》，《黨史博采》2013年第4期）2009年，鳳凰臺在制作《較量——西柏坡1948紀事》紀錄片時，采訪了解放戰爭時任中央前委機要秘書及作戰參謀的劉長明。據劉長明的講述，說敵人的密碼很容易破譯，“但我們的密碼是豪密，就是周副主席最早創建的密碼，是無線密，敵人破不了。”

　　上述回憶表明“豪密”具有以下5個特點：用于高層領導機關的通訊；好記好用，簡單卻難以破譯；密碼由數字與文字構成；所用的密碼從不重復；密碼的性質是無線密。

　　“豪密”之試解

　　如果僅僅分析以上特點，恐怕還是不得要領。俗話說解鈴還需系鈴人，真正涉及這一謎底的竟然還是周恩來本人。在1994年《黨的文獻》所刊登的文章中，有一封周恩來和林育英于1936年5月18日聯名致張國燾的電報，其中提出：“關于二、六軍團方面的情報，可否你方擔任供給，請將與其通報密碼之書名第幾本與報首及頁行字數加注告我，以便聯絡通電，免誤時間。”（楊瑞廣：《任弼時力促三軍大會師》，《黨的文獻》1994年第2期）這份電報的背景是中共中央當時與賀龍、任弼時領導的二方面軍失去了聯絡，因此周恩來就向張國燾索要與二方面軍的電臺聯系密碼。電報清楚表明密碼由兩部分組成：書名與冊碼；頁碼、行數與字序。這就是說通報雙方各持一本相同的書，發報內容只要注明某頁、某行與第幾個字，收報方就能按圖索驥找出書中單個的字組成電報內容。這樣的密碼無從破譯，因為電報本身就是個密碼，其內容只是簡單的數字索引。既然沒有內容，又談何破譯。這種點對點書對書的通訊密碼，完全符合上述“豪密”的5個特點。

　　有文章說任弼時前往中央蘇區時化裝成牧師，“豪密”就被他夾在隨身攜帶的《圣經》中。《圣經》在牧師手中顯然最為自然和安全，不過現在看來那本《圣經》不可能夾帶“豪密”，因為其本身就是“豪密”，而且由于厚重所以很可能被拆分成多冊，編上序列號后使用，既方便還更保密，真所謂又簡單又深邃。因此可以推測，“豪密”最初的原版有可能是《圣經》。

　　“豪密”之發明

　　“豪密”究竟是不是周恩來的個人發明？長久以來，人們是依據“豪密”的名稱來判斷其發明者的。其實，這一推斷并不嚴密，以周恩來的代號命名并不意味著一定是周恩來的個人發明。理由起碼有六：

　　一是李強與張沈川最早參與中共中央無線電通訊的籌建，但他倆的回憶錄中從未提起周恩來設計過密碼。相反，張沈川證明當時是他創建了與香港臺通報的密碼：“當時我們用的兩種密碼都是我自己編造的。一種是用漢字明碼顛倒更換的；另一種是用英文字母換阿拉伯字母再變成漢字密碼使用的。”（張沈川：《地下無線電波》，《通信兵回憶史料》第一冊，第9頁）張沈川的回憶可信度較高，因為與香港臺通報的密碼被港英當局掌握正好證明當時所用并非“豪密”。二是1930年3月與10月分別從蘇聯回滬的主要技術骨干涂作潮與毛齊華的回憶錄中也都沒有提及關于密碼的研制。三是前述回憶“豪密”者均是后來的使用人，又無提供任何具體的事實依據，很可能只是口口相傳。四是“豪密”在香港臺破壞后三個月不僅研制成功竟然還未經試用就直接用于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間的通訊，如此倉促草率完全不合周恩來的謹慎作風。五是周恩來組織多批人馬在蘇聯學習無線電技術，卻從不涉及無線電技術之魂的密碼編制，似乎對自己屆時就能發明無人可以破譯的密碼胸有成竹。這種現象完全不合邏輯，更不合周恩來一貫的周密作風，除非早已知道無線電通信建立后密碼不是問題。確實，有了大批的無線電技術人才，共產國際提供成熟的通信密碼應該易如反掌水到渠成。六是1930年共產國際已經在上海建立了大功率電臺，上海中央臺就是通過該臺與蘇聯建立聯絡。因此，共產國際即使為了自身的安全，也必須為中央臺解決密碼這一無線電通信的核心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