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歷時1300多年的科舉選拔人才制度，對于中國文化的影響至為深刻。

　　兀兀窮年讀書，為了什么？為了中舉人、考進士，被皇家選中，繼而成為官員，但錄取名額實在有限。

　　清代早期，每個行省都有固定的科舉錄取名額。例如，順治初年鄉試的錄取名額分布為：順天、江南是一百六十多名，浙江、江西、湖廣、福建都是一百多名，其它省份遞減，最少的是貴州省，鄉試錄取名額為四十名。

　　而會試名額卻不固定，或多或少，有清一代，以雍正庚戌年會試錄取406名為最多，乾隆己酉年錄取96名為最少。

　　鄉試中，八旗子弟考生另有指標。《清史稿》記載：“鄉試中額，順治八年，定滿洲、漢軍各五十，蒙古二十，嗣減滿洲、漢軍各五之一，蒙古四之一。”后來，不再定八旗子弟鄉試錄取人數，錄取多少，臨時請示皇帝。

　　清初的皇族宗室是不參加科舉考試的，但到了乾隆八年（1743年），宗人府在宗學中選拔玉鼎柱等人為進士，與普通進士一起參加了殿試，這是宗室會試的開始，但是沒實行幾次就停了。

　　至嘉慶六年（1801年），“宗室應鄉試、會試始著為令”，規定宗室鄉試九人中錄取一人；會試時，“考官酌取數卷候親裁，別為一榜。”對于天潢貴胄的考生，另有一套錄取體系，不占用普通考生的錄取指標。

　　史料顯示，清初“達官世族子弟，初制一體應試，而中式獨多”，官二代的科舉錄取率遠高于窮二代。以致康熙也覺得“搢紳之家多占中額，有妨寒畯進身之路”，遂“尋詔定官、民分卷之法”，盡可能地多給貧寒讀書子弟一些出路。

　　通觀清史，自順治朝后期開始，科舉鄉試、會試的錄取名額常常因為各種原因發生變動。

　　首先是根據執政需要，調劑科舉中式名額。譬如順治十四年（1657年）就要求“視人數多寡定中額”。下屆的鄉試，即順治十七年（1660年），又“減各直省中額之半”。

　　而在多事之秋的咸豐、同治年間，因為對外對內的軍事行動耗資巨大，各行省先后以多種名義向朝廷國庫輸送餉銀各達數百萬兩。中央政府就根據各省輸送餉銀的情況，先后增加了各省鄉試的錄取名額。

　　史書上清晰記載著，咸豐三年（1853年）正月“癸酉，以山西、陜西、四川三省紳民捐輸軍糧，加鄉試中額、生員中額”。這儼然就是交易，在人類的歷史上，交易常常以冠冕堂皇的形式出現。

　　同時，皇帝的心情也是決定科舉錄取指標的關鍵因素。在太后、皇帝、皇后過圣壽，或皇家有大喜事，都屬于科舉的利好，朝廷很有可能加恩科考試以增加中式名額。這不僅在清朝鼎盛時期很普遍，即使是清朝末年也有。

　　例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以明歲皇太后七旬圣壽，詔開慶榜，本年為癸卯恩科鄉試，來年為甲辰恩科會試，其正科鄉、會試并于下屆舉行。”這一來，錄取人數增多，皇家開心，讀書人也高興。

　　但遇著了皇帝心情不好，讀書士子也會跟著“遭殃”的。乾隆九年（1744年），順天鄉試鬧出了“作弊門”事件，當場檢查出夾帶作弊考生40多人，嚇得3800多考生立即放棄了考試，并且，交白卷、沒完卷以及答案文不對題的考生還有幾百人。

　　乾隆皇帝一氣之下不僅處罰了管理學政的幾位官員，而且“詔減各直省中額十之一”。《清史稿》還記載：“雍正四年，以浙人查嗣庭、汪景祺著書悖逆，既按治，因停浙江鄉、會試。”可見，科舉考試錄取名額的主觀性是多么的強。

　　最耐人尋味的是，晚清之際，外國勢力也左右著科舉錄取指標。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后，清朝派李鴻章為全權大使談判，在各國提出的十二條議款中就有這么一條：“各省有曾經殺戮西人，停止鄉試小考五年。”第二年，“四月，英人請直隸、山西停考。”盡管張之洞竭力反對，但毫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