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界，在討論中國古代史官制度時，有一個“以史制君”的基本判斷。認為史官為了對歷史負責，因而在記錄史實的職業行為中，有獨立判斷的權力，“不虛美，不隱惡”；這樣，就在皇權專制的政治框架中，形成一種制衡的力量。
如果說“以史制君”的“君”，除了指國君，也可指位高權重的重臣，那么在一部《左傳》里，最能支持以上觀點的故事有兩個：
一個是《宣公二年》的“晉趙穿弒靈公”。晉靈公殘暴不仁，晉國正卿趙盾（宣子）屢諫不聽，不得已流亡他國。不久，趙盾的族弟“趙穿攻靈公于桃園”，把晉靈公給殺了。趙盾得到消息后，“未出山而復”。晉國大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趙盾覺得很冤枉，董狐說：“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境），反（返）不討賊，非子而誰？”若干年后，孔子對此大為贊賞，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另一個是《襄公二十五年》的“齊崔杼弒莊公”。崔杼是齊國大夫，當國秉政二三十年，驕橫異常，炙手可熱。太子呂光便是因崔杼立為國君，即為莊公。后莊公與崔杼的妻子棠姜有私，崔杼伏甲士設套將莊公殺之。“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第二個故事，更是悲壯地展現了古代史官的堅忍——為了維護職業尊嚴，齊大史兄弟前仆后繼，在已有三人死于非命的情況下，其“弟又書”，以致崔杼不得不放下屠刀。
臺灣著名學者龔鵬程教授，對“以史制君”的史官制度有一種同情的理解。他說：“王者雖橫行于一世，但歷史的評價仍是他所在意的。偏偏史家記錄，因要為后世提供足以借鑒的材料，所以格外強調‘不隱惡，不虛美’，對君王自然會有更大的心理制衡力量。”又說：“近人每輕視這種制衡力量，以為民主制度的民意制衡才有作用，殊不知上帝裁判、閻羅王審判，都是訴諸死后的，均是另一種形式的歷史制衡，你說它有沒有用呢？假如一位暴君，連閻王上帝都不怕，你以為他會怕民意？”
可惜的是，中國的這種肇始且成熟于周朝的史官制度，在唐朝便現衰微慚絕之象。因為史實告訴我們，李唐以前，史官只要謹遵“史法”記言述事，根本可以不必恭呈皇覽；而唐后此舉已無可能了！于是有人推測這或與“玄武門之變”有關——當有人害怕并掩蓋真相時，必有其心虛或不可告人的東西在。（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