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隨著王青士的離去，人氣喧騰一時的未名社售書部日漸冷清。未名社成員則因為各自都另有一份事業(yè)要進行，沒有更多精力投入社務(wù)，終于似勞燕般四散飄零。隨著李霽野、葦叢蕪先后受聘于天津河北女子師范學(xué)院，人力財力均早已陷入窘?jīng)r的未名社名存實亡，不得不做出取消社名，存書交開明書店接收的決定，并隨之在北平和上海兩地報紙上刊登了結(jié)束聲明——出世時不聲不響的未名，辭世時卻發(fā)布了“訃告”。

　　從1925年夏到1932年夏，未名社生存7年，出叢書兩種：專收譯作的《未名叢刊》和專收創(chuàng)作的《未名新集》。前者主要有魯迅所譯《出了象牙之塔》(1925年12月)和《小約翰》(1928年1月)；韋素園所譯《外套》(1926年9月)和《黃花集》(1929年2月)；曹靖華所譯《第四十一》(1926年6月)、《煙袋》(1928年12月)、《白茶》(1929年1月)、《蠢貨》(1929年8月)；韋叢蕪所譯《窮人》(1926年6月)、《格里佛游記》(一、二卷)(1929年1月)、《罪與罰》(1930年1月)；李霽野所譯《往星中》(1926年5月)、《文學(xué)與革命》(1928年2月)、《不幸的一群》(1929年4月)；后者主要有魯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1928年9月)，臺靜農(nóng)的小說集《地之子》(1928年11月)、小說集《建塔者及其它》(1930年8月)，韋叢蕪的長詩《君山》(1927年3月)、詩集《冰塊》(1929年4月)；李霽野的小說集《影》(1928年12月)。至于魯迅的雜文集《墳》(1927年)和臺靜農(nóng)所編《關(guān)于魯迅及其著作》，則是單獨印行而不在叢書之內(nèi)的。

　　未名社是消失了，但它的幾個年輕人卻成長起來。曹靖華、李霽野、臺靜農(nóng)、韋叢蕪，包括不是“成員”而是“雇員”的李何林，后來沒有一個不是“術(shù)業(yè)有專攻”的領(lǐng)軍人物。只可惜韋素園英年早逝而王青士英勇犧牲，否則他們的建樹應(yīng)該只會更大。為了培養(yǎng)這些年輕人，魯迅不知道耗費了多少心血。韋素園病逝，他為他題記墓碑：“嗚呼，宏才遠(yuǎn)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又作《憶韋素園君》，以志不忘：“素園卻并非天才，也非豪杰，當(dāng)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觀賞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 曹靖華的譯著出版遇阻，魯迅取回書稿親手為其重新編輯，臨終的前3天——即1936年10月16日下午，還為其寫了《曹靖華譯(蘇聯(lián)作家七人集)序》，文中給予曹靖華以充分肯定與褒揚：“……并不一哄而起的人，當(dāng)時好像落后，但因為也不一哄而散，后來卻成為中堅。靖華就是一聲不響，不斷的翻譯著的一個。他二十年來，精研俄文，默默的出了《三姊妹》，出了《白茶》，出了《煙袋》和《四十一》，出了《鐵流》以及其他單行小冊很不少，然而不尚廣告，至今無炫赫之名，且受擠排，兩處受封鎖之害。但他依然不斷改定他先前的譯作；而他的譯作，也依然活在讀者們的心中。”

　　總之，魯迅對未名社有著很深的感情，他對未名社同人的評價，仿佛一個慈父在數(shù)落自己的孩子一樣似抑實揚：“并沒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卻是大家一致的。”未名社人理解魯迅的意思，承認(rèn)自己“是毫沒有什么宏愿的，只是先生對幾個青年的一點鼓勵，使他們能勤勤懇懇的努力，在文學(xué)上作出一點貢獻罷了”。而正是這“一點貢獻”，讓一個同人社團像雪泥飛鴻一樣，在現(xiàn)代文壇上留下了永遠(yuǎn)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