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礎上，他批評胡適說：“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要知道，“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
正因為如此，丁文江于1926年應孫傳芳的邀請，擔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一職，在大約一年間，他為大上海的司法改革、稅務管理和規劃建設做了不懈的努力。可惜的是，就在丁文江大顯身手的時候，北伐軍已經逼近上海，并在長江中下游一帶打敗了孫傳芳的主力。這樣一來，他不僅沒有施展才華、實現抱負，反而落了個北洋軍閥幫兇的罪名。
前不久，我曾經在一篇短文中介紹過沈怡對大上海的貢獻。沈怡是在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后擔任上海市工務局局長的。他的所作所為，不過是蕭規曹隨，沿襲了丁文江的思路和方案而已。
據我所知，朱家驊的《丁文江與“中央研究院”》一文，原本被收入《朱家驊先生言論集》中。這本書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之一，共分14部分，其中包括文化學術、“中央研究院”、教育言論、新生活運動、中英庚款基金董事會、交通部與浙江省政、黨務教育、抗戰言論、國際聯盟和聯合國、邊疆言論、專論、致中外友人、書序、追念師友等內容。
據百度百科介紹，朱家驊是“中國教育界、學術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國近代地質學的奠基人，中國現代化的先驅”。另外，由于他有過人的聰明才智和過剩的精力，又擔任過教育、學術、政府、政黨等領域的重要職務，所以他是一個與中國政局的演變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并且對現代中國產生過巨大影響的人物。
盡管如此，朱家驊所追念師友只有蔣百里、蔡元培、滕若渠、朱子元、張靜江、戴季陶、傅斯年、丁文江等八個人，可見他交友是比較慎重的。在我看來，朱家驊寫丁文江，至少有三個原因：第一，他們都是地質學家；第二，他們都擔任過“中央研究院”院長；第三，他們都有從政的經歷。所以他在這篇文章中開門見山地說：“在君先生是一位有辦事才華的科學家，普通科學家未必長于辦事，普通能辦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學，精于科學而又長于辦事，如在君先生，實為我國現代稀有的人物。”在君是丁文江的表字，朱家驊這句話，準確地說出了丁文江的過人之處。
在這篇文章中，朱家驊寫了一件小事：在民國十五年即1926年，他應中山大學聘請，離開北京前往廣州擔任地質學教授。在路過天津的時候，正好遇上由上海返回天津探親的丁文江先生，隨后他們又在上海見了面。在談及朱家驊此行的目的時，丁表示非常贊同，這大大出乎朱家驊的意料。他說：當時是北伐戰爭期間，孫傳芳正在與國民革命軍打仗，丁先生在孫手下做事，卻不反對我去廣州。從這里可以看出他對政局的看法和對朋友的一番真誠，實在令人感佩。
朱家驊還說：“淞滬總辦這一段事跡，是他最受批評的地方，也可以說是他生平的恥辱，但其動機是完全出于熱誠愛國，想替國家做一番事業，他也很自信有替國家做事的能力。”這段話中除“恥辱”二字因為黨派色彩而有些過分之外，其他內容還是非常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