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說：“蘇童的世界令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輕，工整精妙，卻是從骨子里就掏空了的。在這樣的版圖上，蘇童架構或虛構了一種民族志學。蘇童再度證明他是當代小說家中最有魅力的說故事者之一。”

　　這部小說的標題是“河岸”，河與岸，組合在一起，是矛盾的。“河岸”這個詞語，理解時是朝“岸”的意義來理解，當然，這其中寄予了意蘊豐富的希望。然而，從小說的內容來看，“河”絕對不是一種陪襯，“岸”也不是理所當然的主要表意部分。河與岸，在小說中成為有疆界的兩個世界。

　　蘇童成功地劃出了這兩個世界的疆界，但這兩個世界都被庫文軒虛妄的精神幻境籠罩，它帶給庫文軒的是不能承受之輕。生活在河與岸兩個世界，庫文軒始終站在一個親人榮耀的光環之上，這個親人是她的母親———鄧少香烈士———這個他記憶中不可能共同生活過一天的人，他對她怎么可能產生超越其他任何一個人的深摯情感？其實，他的榮耀(甚至當上了書記)在岸上來得莫名其妙，他被流放到河流的災難便也來得莫名其妙。他從來沒有為自己的“作風問題”反省過，但為了維護烈士母親的榮耀竟肯自斷塵根。

　　庫文軒表現出的是偏執的“近乎病態的狂想”(普利策文學獎得主約翰·厄普代克描述對蘇童作品的印象)，庫文軒失去了個體意識。于是，庫文軒成為了守候在河與岸兩個世界的最為不幸的人。

　　不可承受之輕使得庫文軒不得不背上沉甸甸的紀念碑，方可自沉于河底。作為個體的他至死捍衛自己以及其時集體虛擬的，對立的兩重天。庫文軒曾在河里獲得過生機———母親遇難后裝著他的籮筐隨潮水漂走，他因此與神話掛鉤———鯉魚在河中托著他，庫文軒便是在這種帶迷信色彩的精神環境中長大的。這樣看來，或許庫文軒一代和“庫文軒意識”的悲壯謝幕，正是中國社會祛魅的兆征。

　　我認為，該小說用第一部分《兒子》的第一句(也是僅有的一句)“一切都與我的父親有關”，給《河岸》定調的同時便已經給世界劃出了疆界，此外，還暗示了自己小說的表達方向———以個體意識為標準來劃分兩重天。庫文軒是烈士鄧少香的兒子；庫東亮是庫文軒的兒子，兩代“兒子”是兩代人。庫文軒喪失了個體意識，而庫東亮并沒有喪失個體意識，他們生活在一起，共同親歷了磨難。故事的敘述者庫東亮一句“一切都與我的父親有關”將“我”劃進故事的同時，也將“我”劃到了旁觀者的席位。

　　作品以人倫關系作為故事發生的起點，以人的個體意識作為新標準，以通透的“沒有什么可抱怨”(見蘇童小說第二段)作為敘事的情感基墊。《河岸》傳達的重點將不再是反思，不再是批判，是具備大胸懷之后用個體意識、個體的擔當來看待歷史，用健康的心態構建我們民族志學中遺缺的一頁。

　　《河岸》告訴我，中華民族是我們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為本民族和自己所在的時代負責。再次默念小說的第一句“一切都與我的父親有關”，發現小說的敘述者“我”(庫東亮)和歷史保持了親切的距離，五味雜陳，但毫無怨尤。是的，“沒有什么可抱怨”，因為，那“一切都與我的父親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