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對石一寧出版新著不會感到意外，但當他55萬字的兩卷集自選集（評論卷《走向文學新天地》、散文隨筆卷《湖神回來了》，文化藝術出版社）擺到我面前時，還是不免吃了一驚。多年來他一直有繁忙的編務壓身，個人寫作都是靠邊角時間。作為他曾經的同事，我能掂量出這兩本大書中石一寧的生命之重；待讀后進入他的創造天地，又分明感到了他生命的飛揚之輕。亦重亦輕，做人做文，體現出升華自我、見證文壇的人本和文本價值。

　　評論卷《走向文學新天地》至少有三個方面的鮮明特色：一是高屋建瓴，二是獨具視角，三是諸體擅兼。全書激濁揚清，彰顯著主流批評的魅力。

　　作為一位活躍的中青年評論家，石一寧是幸運的。他自述得益于長期在《文藝報》工作。的確，《文藝報》至今仍然是俯視中國文壇的一塊高地。但需困知勉行方能借高望遠。當石一寧試圖回答如何看待新時期的文學，如何看待它和傳統文學的不同以及它的發展出路這些重要問題時，他能夠站在全球化文化發展的高度高屋建瓴提出命題、作出判斷。如在《淺議文學作品的中國形象》一文中，開宗明義就提出“文學作品中的國家形象是一個新的話題，對文學界來說尤其如此。”而記錄全球化下的今天的中國文學，應當致力于探索和描繪新時代的中國形象。“中國形象未必是全新的、橫空出世割斷了任何歷史連續性的，但必定是具有新時代特征、灌注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與風貌的，否則它將很難稱得上是真實的形象。”石一寧把“中國形象”作為他文藝評論的一個起點、一種歸宿，稱得上是取精用弘、鉤深致遠。“中國形象”之外，在《主體性的弱化》一文中他又從賈平凹的《秦腔》透視新時期的文學現象，提出“主題性的弱化是一種時代的特征”,進而分析了全球化的興起、市場經濟的擴展和消費主義的彌散為中國社會提供了發源于西方的后現代文化的條件；再進而分析這種后現代化對中國文學的利與弊：對差異與多元性的追求，對斷裂與邊緣的發現，能夠給人們帶來新的感覺、新的審美。但在解構了受到意識形態制約與自我束縛的舊主體之后，“文學仍然面臨著主體性重建的問題”——只有這種數往知來的評論，才能在當下亂象紛呈的文學批評現狀中突出重圍、尋求意義，其命題才能給人帶來淪肌浹髓的啟示。同時，石一寧又是較早關注深圳“打工文學”的一位評論家。他對“打工文學”如此肯定：“他們的作品真實地描繪了中國社會在艱難轉型時期底層人們的生活，儲存了中國從傳統農業社會邁向工業化和信息化社會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的生動細節，是對日益引起矚目的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的獨特書寫。”這既體現了對文學新象的敏銳捕捉，也體現出基于內力的大膽判斷。這種批評的秉持力還見于面對一些文學個案，他不僅獨具慧眼，剔骨見肉，且總是能“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上升到學理層面，放大到文學思潮中加以考量。在論及葉梅小說的成就時，他提出了“兩個自覺”的命題：探索和表現土家族民族文化的自覺，探索和表現女性尤其是土家族女性命運的自覺。作者寫道：“我之所以看重這兩個自覺，是因為它們呼應著隨著經濟全球化而激起的文化本土化回歸和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反彈，以及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的當代批評的文化學轉向所推波助瀾的性別話語、弱勢話語、邊緣話語和身份政治的崛起。因此，葉梅的小說看起來似乎是邊緣的文本，其實卻站在了當代小說創作的前沿。”這一發現要言不煩、洞中肯綮。在《以理想主義的光芒照耀現實》一文中，作者在評論劉玉民的長篇小說《過龍兵》時寫道：“應該承認，回首和敘述這一段歷史是極為艱難的，歷史態度的抉擇、意識形態的顧慮、現實狀況的觀察與判斷、未來走向的思考與前瞻，這種種都構成了對作者的重大壓力。而且，這種史詩性的寫作在當今后現代的語境中已被冷落，宏大敘事已被擠出主流走向邊緣。”石一寧轉而認為《過龍兵》的可貴之處在于作者對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有著獨立與深刻的思考，對中國的前途充滿信心與期待。小說的作者將歷史批判與道德批判相結合，更將現實與理想水乳交融，以理想主義的光芒照耀沉重的現實與滾滾紅塵。我之所以要較為詳盡地引錄一些石一寧評論的章節，一方面是與讀者共同賞析這些有識見的文字；另一方面也試圖說明，石一寧的文藝評論立意高遠卻從不凌空蹈虛，他從不提那些五光十色的偽命題。今日之評論已為偽命題傷害不輕，石一寧以“慎用話語權”的評論家的嚴謹秉持批評眼光和人文視閾，提出了許多貼近文本現實的真命題，包括作者論及文學“新桂軍”、“海南小說”以及當代文學史的“臺灣敘述”、“滿族文學”等等這些文學命題時都能以前瞻性的目光觀察判斷，以評論的機鋒和文采征服讀者，這樣的評論才是能夠見證文學時代的評論。（新華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