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邊的房子在我看來一模一樣。汽車嗖嗖開著，也不知往哪兒開呢。我堂兄是普通牧民，司機知道他家在哪兒嗎？我正想著，車拐進一個院子停下。我爸、我媽和我姐他們正從阿如汗的白車上下來，被曬得黝黑的人們圍著，有我哥、我姐和一幫滿地亂跑的孩崽子。當我出現在他們的視線里，全體人的話語和動作都凍結了，表情凝固。半轉身和手里拿東西的人靜止在剛才的動作里。我爸正往頭上戴草編禮帽，穿紅跨欄背心的堂兄朝克巴特爾大張著嘴，堂姐阿拉它舉起雙手摸著臉頰。我不知咋辦，眼淚先于話語落在沙土地上。朝克巴特爾第一個醒悟，大喊：“原野！”他緊緊抱住我，堂嫂和堂姐從兩邊抓住我的胳膊。我爸我媽復活表情，頓時喜笑顏開，說：“哎呀，你從哪兒來的？咋回事啊？”我的到來如同精心設計，我姐塔娜笑得前仰后合。她覺得太滑稽了，我突兀而來抱著朝克巴特爾哭，堂兄把眼淚抹進雪白的鬢發里。“你倆像周星馳電影里的人，”塔娜說。哥嫂越發對我刮目相看，嫂子燈籠假裝捏捏我胳膊，看我是人還是神。
原來，我外甥開車迷路，晚到了，他們剛剛進院。冥冥中這一番安排讓我們肅然起敬。我爸說：“這不是一般的巧合啊。”說話進屋，上炕喝茶吃奶豆腐。我忽然想起把布仁局長給忘了，同行的還有朝魯吐鎮的書記和鎮長，他們給堂兄帶來了禮物。我把他們請上桌，一起喝茶。牧區干部樸實，沒挑禮。
我爸回家了，他今年八十七歲，離鄉將近七十年。中間回來多次。他眼前是公路、釉面磚的房屋和農用車，黑綠的玉米葉子在風中翻卷，遠處有一溜樹林的梢頭。我說這和你小時候不一樣了，我爸說一樣。我不知道什么一樣。我爸沉默了，他不再激烈地講述往昔。他老了，他手扶窗臺長久地向外看——這是老年人了望世界的獨有姿態。窗外有陽光下晃眼的沙漠和停在天邊飛不動的云。七十年前，他從這里投身軍旅，這輩子歷經劫難，九死一生，支撐他活下來的能量來自民族和故鄉。三十年前，我爸創立了一個民間非營利機構——昭烏達譯書社，集合同道收集整理十二卷、幾百萬字的蒙古文學典籍譯成漢文出版，是歷史首創，他本人獲得內蒙古文學藝術突出貢獻獎金質獎章。對我爸而言，文化不是一個民族的花邊而是它的筋骨血肉，它們是土地和吶喊，是奔流的大河與馬的目光。我爸覺得蒙古族所有的詩歌、贊頌詞、音樂與史詩都在描繪他那個小小的胡四臺村，“沒比的，太美了！”這個地方恒久如一，永遠都“一樣”。堂兄為我爸請來一位談伴，是他岳父也是我爸小時候的朋友貓儒，他和我爸同歲。那幾天，他倆頭朝里躺在炕上嘮嗑，面頰枕自己手掌，嘮到吃飯坐起來，然后又躺下嘮。貓儒耳聾，我奇怪他怎么能聽到我爸的聲音呢？
傍晚，我們看草原上的落日，看朝克巴特爾趕著羊群回家，看天上星星亮如敷一層薄冰。中午高溫的胡四臺，入夜涼意深重。我們回屋，聽到我爸和貓儒在黑暗里談話，聲音像蝴蝶在夜里扇動翅膀尋找落腳的灌木。他們說馬有多少種顏色和名稱，說野漿果的滋味，說廟會。我爸說攻打長春時候士兵的尸體垛成了工事，貓儒說蘇聯人在通遼把鼠疫患者裝進麻袋里拉走。他們不開燈，小聲說話，好像怕歷史重演。過一會兒，我爸唱起歌——估計他們說到了一首歌，貓儒跟著唱，但他音不準，搶拍。我不知道，此刻世界上哪個地方還有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躺在枕頭上輕聲唱故鄉的歌曲？唱《小黃馬》《嘎達梅林》，像他們小時候在河邊唱過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