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飛宇：我昨天還讓張莉老師給我普及了一下什么是“腐女”。漢語在我看來是相對靜態的東西，哪怕是現代漢語也很靜態的。我五歲開始上學，最大的樂趣就是看詞解，看到不懂的詞就把它背一背。沒想到現在我五十歲了，整天還是面對著一些看不懂的詞。所以有的時候年輕人給我寫信，我會請教他們語言問題。以前我們讀書的時候喜歡“望文生義”，現在這樣一個網絡時代，“望文生義”我都不敢了。
記者：您會抗拒這樣的新詞匯，還是會學著去在小說中使用？
畢飛宇：是個問題。我只能說不要小看這些詞，它們可能對于你們來說就是發發短信用一下而已，可是我的職業完全就是靠使用語言而生活的，對作家來講，特別麻煩。現代漢語的內部一下子進入了那么多的闖入者，讓我這個靠語言為生的人特別感到陌生。從我這一代往后的作家，都要面對這個問題。我一點都不是聳人聽聞。馬原說，小說死了，我太不同意，但我相信，小說會越來越困難。
記者：您平時獲取信息都是通過什么媒介？
畢飛宇：網絡，幾乎全部來自網絡。現在報紙都看得越來越少了。所以我的書房里永遠有兩臺電腦，一臺是我寫作用的電腦，另外一臺24小時開在那兒， 閑下來的時候會去看一下。
記者：您有沒有想過現在的90后一代還需不需要小說，或者說需不需要您說的這種小說？
畢飛宇：我不知道。我也不敢保證所謂的80后、90后，在他們成年之后就一定不會看我這一代人的作品。不是說生活形態不同就不能夠理解彼此，我們和唐朝離得多遠，可我們依然在從唐詩中欣賞美，完全可以體會到那種驚心動魄，或是深水靜流。我不關心他們看不看，只要我這代人中還有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就會繼續寫下去。我之前說得是不是太消極了？其實無論世界怎么變化，藝術家總可以對付。陳夢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