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可能使男生首次遺精年齡提前
肥胖可能使男生首次遺精年齡提前。這是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婦女與兒童青少年衛生學系、北京大學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研究人員，以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63625名11-18歲漢族男生為研究對象，調研后得出的結論。
專家介紹，資料來源于2010年全國學生體質健康調研，調研為全國范圍橫斷面調查，采用分層隨機整群抽樣，在各省市自治區根據經濟條件分為好、中、差三類經濟片，每片再分城鄉，按城鄉抽取生活水平中等的中小學校各3所，確定調研點校，再以年級分層，以教學班為單位整群抽取調研樣本。選取其中11-18歲漢族男生作為研究對象，每歲1組，共分為8個年齡組，提取身高、體重，計算各年齡組男生BMI,并根據BMI分正常體重、超重及肥胖三個組，共計63625名11-18歲漢族男生，對三組學生遺精報告情況進行分析。
結果顯示：我國漢族城市男生12歲肥胖組遺精報告率(20.43%)高于體重正常組(11.5%)，鄉村男生13歲組肥胖組遺精報告率(43.85%)高于體重正常組(33.69%)。
我國漢族11-18歲肥胖組男生半數首次遺精年齡為13.90歲；非肥胖組男生半數首次遺精年齡為14歲。城市男生及鄉村男生均表現為肥胖組男生半數首次遺精年齡小于非肥胖組，提示低年齡超重或肥胖對青春期發育提前的影響可能更大。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婦女與兒童青少年衛生學系朱廣榮副教授指出，首次遺精是男性生殖功能發育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首次遺精年齡的早晚可能與內分泌機制、遺傳、營養狀況、地理環境、民族等相關。本研究排除民族的影響，以年齡段分組，分析我國11-18歲漢族男生不同年齡段肥胖狀態與遺精報告率的相關性，計算并比較我國男生半數首次遺精年齡在肥胖組和非肥胖組之間的差異，為肥胖與青春期發育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中學生對肥胖危險因素知曉率低
兒童青少年對肥胖危險因素整體知曉率不高，尤其中學生更為明顯。這個結論來自于北京大學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與蚌埠醫學院預防醫學系的一項合作研究。該研究采用分層整群抽樣的方法抽取北京市680名中小學生，其中，男生347名，女生333名；中學生348名，小學生332名。調查分析了中小學生對飲食、運動等肥胖危險因素的知曉情況及其分布特征。
這項研究共調查了11項肥胖相關危險因素問題：學生對肥胖的危害、每天看電視/玩電腦/上網時間小于2小時、每天運動1小時、多吃蔬菜和水果、少喝含糖飲料、每天吃早餐、少吃油炸食品、少吃西式快餐、少吃高熱量零食、減少在外就餐。研究者將正確知曉其中8項或以上問題定義為對肥胖危險因素知曉。
結果顯示：肥胖危險因素整體知曉率為74.1%，其中，小學生為81.9%，中學生為66.7%；男生為71.2%，女生77.2為%。“每天看電視/玩電腦/上網時間小于2小時”、“少喝含糖飲料”、“每天吃早餐”、“少吃高熱量零食”、“少吃油炸食品”、“少吃西式快餐”、“減少在外就餐”知曉率，中學生都低于小學生；“少吃油炸食品”、“少吃西式快餐”、“減少在外就餐次數”知曉率女生高于男生。
專家分析認為，這可能與中國傳統家庭教育環境有關，小學生自立性還不高、更易受教師、家長教育的影響。而中學生自立能力加強、又常伴有不良的飲食行為習慣，以及接觸電腦、游戲的機會多，“每天看電視/玩電腦/上網時間”行為更為常見，甚至呈現網絡成癮現象。“少吃油炸食品”、“少吃西式快餐”、“減少在外就餐次數”知曉率女生高于男生，可能與女生更為關注自身身體，更期望變瘦，從而對肥胖相關飲食、行為因素更為關注有關。
北京大學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所長馬軍教授指出，中學生對多數肥胖危險因素的知曉率都低于小學生，這提示我們在今后肥胖預防干預過程中，中學生應是健康教育的重點人群；但伴隨中學生自我意識的逐漸增強及其社會心理發育的相對滯后，肥胖干預過程中應避免說教，注重與其溝通、交流和引導。
預防肥胖，家長對兒童視屏行為監督更重要
兒童超重肥胖與高能量和高脂肪膳食、體力活動不足和靜坐行為時間過長等生活方式密切相關。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針對兒童視屏行為-看電視、玩電腦和電子游戲機等，和家庭因素與兒童BMI(體質指數)的關系研究，結論是：兒童BMI與父母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有關，與父母經常告訴兒童視屏行為的壞處無關。父母經常告訴兒童視屏行為的壞處是父母對兒童關于視屏行為的教育途徑之一，這也間接說明家長對兒童的教育對兒童BMI的作用不如家長對兒童行為的監督。因此，在預防和控制兒童肥胖時，需要家長配合監督兒童的行為。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婦女與兒童青少年衛生學系副主任、北京大學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副所長王海俊教授介紹，這項研究選擇北京市某城區12所小學7~11歲共1846名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對學生進行身高、體重測量，計算BMI。通過問卷調查學生的視屏行為時間及其相關的家庭因素。
研究結果表明，在男、女生當中，兒童BMI與父母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有關。與父母不限制或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120分鐘/天相比，父母限制視屏行為時間<120分鐘/天兒童的bmi較低。因為父母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對兒童bmi產生顯著作用，科研人員還采用中介作用模型分析了父母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是如何通過影響兒童視屏行為而作用于兒童bmi的。研究結果發現，父母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通過減少兒童視屏時間而對兒童bmi產生作用，父母限制兒童(男生)視屏行為時間有13.67%通過影響兒童視屏行為時間而作用于兒童bmi，父母限制兒童(女生)視屏行為時間有22.11%通過影響兒童視屏行為時間而作用于兒童bmi。說明父母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越少，兒童的視屏行為時間越少，進而影響兒童的bmi。但研究結果也表明，無論是男生或者女生，父母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只有一部分是通過影響兒童視屏行為時間而作用于兒童bmi，說明父母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還通過其他途徑影響著兒童的bmi，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所以，通過本研究能幫助理解父母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對兒童bmi的作用機制。
王海俊強調，本次調查結果提醒家長，兒童肥胖的預防和控制工作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包括家長監督兒童的行為，如限制兒童看電視和玩電腦的時間，以減少兒童的靜坐時間。
綜合干預可以有效預防兒童青少年肥胖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北京大學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科研人員采用“學生-學校-家庭”社會生態模式，對兒童青少年肥胖進行干預。觀察和評估干預效果，發現短期內可以改善腰圍、腰臀比(WHR)等中心性肥胖指標干預有效，干預效果女生優于男生，鄉村優于城市，小學優于中學，可以作為一種有效干預手段推廣使用。
據北京大學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陳天嬌副教授介紹，該研究利用社會生態模型理論，采用分層整群抽樣的方式抽取調查對象，將北京市房山區學校分為城市小學、鄉村小學、城市中學、鄉村中學各4所，各選取2所學校7～18歲的學生為干預對象進行3個月的干預，另2所學校學生為對照。3175學生參加兩次體檢，其中干預對象1661人。干預措施分別是：學生層面，利用健康教育課、肥胖指導手冊、主題班會向學生進行健康教育，利用飲食運動行為記錄表的方式督促行為；學校層面，確保和利用大課間等提高學生體育活動時間、舉辦“健康飲食快樂運動”活動月、組織各種體育競賽活動、征文征畫活動、張貼海報、校園拒絕零食與含糖飲料、組建可愛嘟嘟訓練營等；家庭層面，利用家長講座、分發宣傳手冊、倡議書等方法進行健康教育，并鼓勵給孩子情感、環境和物質支持。
結果顯示，干預可以整體改善超重肥胖，未干預組超重肥胖發生風險是干預組的1.12倍，有顯著性；干預可以降低腰圍、腰臀比(WHR)等中心性肥胖指標，排除性別，年齡和城鄉因素影響，干預可使干預組比非干預組腰圍降低0.63cm，WHR降低0.02，有顯著性。女生未干預組超重肥胖發生風險是干預組的1.18倍，干預組比非干預組腰圍降低0.52cm，WHR降低0.02；男生未干預組超重肥胖發生風險是干預組的1.08倍，干預組比非干預組腰圍降低0.73cm，WHR降低0.01。城市學生干預組比非干預組WHR降低0.01，鄉村學生降低0.02，鄉村學生未干預組超重肥胖發生風險是干預組的1.43倍。小學生干預組比非干預組WHR降低0.02，中學生降低0.02，小學生未干預組超重肥胖發生風險是干預組的1.21倍。干預效果女生優于男生，鄉村優于城市，小學優于中學。
陳天嬌指出，“學生-學校-家庭”社會生態模式顯示非超重肥胖學生的腰圍、WHR均有所改善，超重肥胖學生營養狀況改善比例干預組(15.1%)大于對照組(8.6%)，說明干預不僅對非超重肥胖學生有效，對超重肥胖的學生更有效。因此，在對全體學生進行干預的基礎上，對超重肥胖學生進行加強干預的方法是有效的，這為適合全學校學生參與的肥胖干預措施的實施提供了依據。同時，本研究在國內首次對干預對象的人群特征進行了分析，為今后的預防工作提供了依據。文/付東紅(北京大學醫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