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 最新一期的《學習時報》發表署名王道勇的文章《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性焦慮》。文章指出，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性焦慮尤其需要關注，需要采取積極措施，緩解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性焦慮，防止群體性焦慮轉變為群體性憤怒。
文章指出，在快速轉型的中國，幾乎所有的社會群體都對社會身份、社會環境、社會預期缺乏一種安全感和確定感，因此中國可能正處在全民焦慮的時代。但對于不同群體而言，其焦慮的范圍、對象和程度卻有很大的區別，因此有必要關注不同社會群體的群體性焦慮。
文章稱，如果從焦慮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看，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性焦慮尤其需要關注，理由主要有三點。
一是新生代農民工身兼流動性和弱勢性這兩大風險性因素。目前，全國新生代農民工約有8500萬，占全國農民工六成，已經成為農民工的主力。新生代農民大多流動進城生活工作，是城市中最弱勢的群體，社會地位可能還不如城鎮“低保”戶。“流動”意味著一種不確定、不穩定的變化狀態；而“弱勢”則意味著底層生活和進行抗爭的風險。如此龐大規模的青年人口處于這種流動的、弱勢的狀態，所蘊含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風險都是難以估量的。
二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面臨的焦慮具有全面性和累積性。作為一個青年群體，會因為買房、社交、結婚甚至交通擁堵而有生活焦慮；作為一個知識群體，會因為職業選擇迷茫、職業夢想難以實現而有工作焦慮；作為一個邊緣性群體，會因為社會保障缺失、訴求難以表達等而有安全焦慮；作為一個追夢群體，會因為精神需求難以滿足、前途方向不明而會有發展焦慮。正因為新生代農民工的焦慮是全面的，擺脫焦慮的難度就會大大增加，社會焦慮也就具有了很強的累積性，甚至有可能進行代際傳遞。
三是應對新生代農民工焦慮的制度安排和個體經驗嚴重不足。新生代農民工出生和成長的時間段正是中國改革最為頻繁、變動最為劇烈的時期，提升群體安全感的制度安排有的缺位，有的形同虛設，群體心理的疏導機制更是極少有人關注；另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上都是所謂的“三門”群體，即從家門到校門再直接到廠門，涉世不深，社會閱歷不足，遇到挫折后就可能反應激烈。
文章指出，新生代農民工中產生的壓抑、煩躁、不滿、非理性沖動等緊張心理，聚集到一定程度就會在該群體中形成一種普遍性的憤怒，即群體性憤怒。群體性憤怒是處于群體性焦慮和群體性行動之間的社會態度，它讓群體性焦慮這個內隱的心理狀態外顯化，是集體行動的準備狀態。群體性憤怒的不斷累積，會形成巨大的社會張力，最終會以社會沖突或其他方式釋放出來。
文章最后指出，盡管社會焦慮是現代性的伴生物，無法一勞永逸地消除，但是從維護社會穩定角度來看，仍然需要采取積極措施，緩解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性焦慮，防止群體性焦慮轉變為群體性憤怒。
第一，要減少新生代農民工所承擔的社會風險。降低新生代農民工所承擔的改革風險，可以有效地從源頭緩解新生代農民工的壓力。譬如，讓青年人都有業可就，并且逐步實現體面就業，會讓青年人在焦慮現狀的同時，對未來也充滿期待。
第二，要讓新生代農民工享受更多的改革成果。當前關鍵是要將在城市里長期穩定居住生活的新生代農民工納入國家和流入地的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各地要將所謂的“常住非戶籍人口”納入當地的公共資源分配預算之中，使之享受與城鎮職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實現公共服務統一政策、統一制度、統一管理和統一服務。
第三，還要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人文關懷。如，加強企業文化、職工文化建設，開展群眾喜聞樂見、豐富多彩的業余文化活動，滿足青年的精神文化需求；再如，加強心理疏導和行為矯正服務，幫助青年建立積極的焦慮防衛機制，讓青年正確認識和對待焦慮，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調適，緩解心理壓力，提高耐挫能力，消除或緩解各種心理問題和心理障礙。（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