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就業季大幕徐徐拉開之際，上海的應屆畢業生們又多了一條新的就業方向——到居委會去工作。日前，上海市民政局、市教委等8個部門向全市應屆大學生拋出“橄欖枝”，推出大學生社區服務計劃(以下簡稱“社區計劃”)，提供798個居民區黨總支書記助理或居委會主任助理崗位給應屆大學生。
社區計劃也被稱作“城市里的大學生村官”計劃，服務期為兩年，期滿后可自愿申請延長一年。參與該計劃的大學生每人每月發放生活費2247元，由用人單位負責繳納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考核合格者每年還可以獲得1萬元獎勵。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盡管主辦單位多次說明“居委會工作大有可為”，但學生和家長們似乎并不買賬。就在報名截止前7天，主辦方仍在鼓勵學生、家長摒棄偏見，踴躍報名。
社區瑣碎事務出人才，也易生“庸才”
中國青年報記者了解到，社區計劃其實早在2013年就在上海部分市區內試點。試點過程中，有人經過歷練成為能夠獨當一面的居委會副主任，有人則對社區瑣碎事務感到厭倦，提前離職或一心考公務員。
宋丹(化名)是上海立信會計學院審計專業的一名大學畢業生，如今，她的身份是上海普陀區某街道居委會主任助理。畢業將近一年，她的收入與本專業其他同學的收入“沒法兒比”，她卻也樂在其中。
“我想放慢兩年的節奏，把CPA(注冊會計師資格考試，記者注)證考出來，再去找工作。”宋丹告訴記者，如今審計行業的競爭非常激烈，沒有CPA證書很難在金融機構找到好的工作，而她選擇到居委會工作只是“權宜之計”，“積累一些與人打交道的經驗，再考一下CPA”。
宋丹所在的社區，大約有2000多戶居民，她的主要工作是“黨務”，此外，她還常常要接待、處理一些社區緊急事務。比如某個明明不符合低保要求卻非要“吃低保”的居民，比如某個總覺得有人要殺自己的老人，再比如那個因為拿不到補助而在居委會大門口灑白酒點火的怪人。
這些“千奇百怪”的人，是那些在銀行、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白領同學們無論如何也接觸不到的。宋丹覺得，與這些人打交道的經驗，就是自己未來在職場上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盡管身邊很多參加社區計劃的大學畢業生陸續離開，但宋丹說，她一定會在服務期滿后才離開，“我以前不太會說話，現在完全變了，感覺自己能干、會說了”。
與宋丹不同的是，在普陀區另一個較偏遠居民區，居民區黨總支書記助理謝巧(化名)對未來就沒那么多打算了。謝巧是上海對外貿易大學國貿專業的畢業生，因為銀行面試沒通過，她才到居委會工作。她的同學，很多都在銀行、外企、會計師事務所工作，月薪最少也有四五千元。
盡管已經在居委會干了近一年，謝巧說起話來還是細聲細氣，與人聊天時大多以“傾聽”為主，偶爾回復幾句客套話。她從事過衛生(以創衛為主，記者注)、調解、文教等工作，都比較瑣碎。
開展創建國家衛生城工作期間，她每天要在小區里巡邏，哪里不干凈就要安排保潔員過來打掃；調解的糾紛，大多是些家長里短的事兒；文教工作則是在小區里搞搞宣教，在節假日組織一些活動。
現在的生活，與她所學的“國貿”專業相去甚遠，“我就積累點經驗，考個公務員吧”。
普陀案例：3年留下50%的大學生已屬不易
與大學生村官熱衷于“考公”的情況相似，在上海，城市里的大學生村官們同樣也喜歡“考公”。
上海市普陀區民政局基層政權建設科科長許國禎告訴記者，普陀區去年招募的50名社區計劃應屆大學生中，有19人因為各種原因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就離崗了。這19人中，9人考上了公務員崗位。
許國禎說，去年招募的應屆生中還有11名非滬籍學生，他們中甚至還有研究生學歷者。按照上海市的相關規定，非滬籍人員拿到在滬居住證要滿1年，才可以考公務員。因此，這批學生中尚未出現離職者，“外地孩子不分房子、不給戶口，工資也一樣只有2200多元，確實挺難為他們的”。
據了解，普陀區民政局自2011年起就開始試點社區計劃，為了留住這些大學生，民政局盡量把大學生們分配到“條件好”的社區工作。即便如此，在過去的3年里，也只留下了50%的大學生。工作人員感覺到，從中得出的一個經驗是——有工作經驗的、在本小區居住的往屆生比應屆生“穩定”得多。
許國禎介紹，普陀區在2012年招募的220多名往屆大學畢業生中，有110多人已經入選居委會兩委班子，工作成效顯著。其中不乏在外企工作年薪10萬元的人辭職到居委會來工作的，“他們在外面工作過，有過比較才來社區工作的，且居住在本小區”。
“是否居住在本小區”是個關鍵點。許國禎告訴記者，根據《組織法》的規定，居委會主任應當經過選舉產生，且應在本小區居住者。這給參與社區計劃的非本地戶籍大學生的“未來”打上了一個問號，“他在居委會做不上主任怎么辦？還有沒有其他的上升通道？”
根據普陀區民政局去年的調研，許國禎總結出一個經驗——盡量招本小區居住的大學生，這樣既節省了交通費，又能讓其參與居委會主任選舉，“待遇如果能提到3000元，效果可能會更好一些”。
城市居委會和縣鄉農村工作是“兩碼事兒”
待遇問題，在閘北區天目西路街道華康居民區居委會主任戴玉琪看來，是最關鍵的問題。
戴玉琪自己的孩子也是即將畢業的大學生，他告訴記者，待遇如果上不去，家長們一定不會愿意讓孩子們在居委會“長待”的。他介紹，現在居委會“留人”只能從情感上感動大學生們，“把他們當自己小孩一樣對待”。
但這種“留人”方法，不長久，效果也不佳。“他們同學之間，工資收入多少都會有交流的，面子上過不去。”戴玉琪說，由于工資收入不高，居委會工作又極瑣碎，很多大學生在與同齡人交流時，會不好意思，“親戚朋友問起來，人家孩子都在外企、銀行工作，你說你在居委會工作，工資很低、又不是公務員，要被別人笑話的”。
盡管大學生入駐對居委會在計算機應用方面幫助很大，大學生們的活動創意、項目策劃能力也極強，居委會很希望大學生們留下來，但戴玉琪也能理解大學生們的“跳槽”行為，“待遇不高，目前看上去除了‘考公’有優勢外，其他還不確定”。
記者注意到，戴玉琪所在的天目西路街道附近，一套一居室的房屋租金約每月4000元。而社區計劃大學生即使工作出色，年底拿到1萬元大獎，年薪也不過37000元左右。
很多人會不自覺地把社區計劃與大學生村官計劃做比較。與全國各地的大學生村官們相比，上海社區計劃的大學生們拿的薪水并不算低。但一個主要問題是，農村工作比居委會工作空間要大得多，更能出成績，且更易產生成就感。
戴玉琪與很多在縣鄉農村工作的大學生村官接觸過。他的感覺是，縣鄉大學生村官的干勁要比社區計劃大學生們足很多，且想法多，“村里的工作和居委會工作完全是兩碼事。在村里，大學生可以承包土地創業，也可以帶領村民致富，這種成就感不是一般工作可以比擬的。而在居委會，工作相對瑣碎，孩子們干久了會產生疲倦感”。
他建議，大學生們在報名社區計劃時提前做好調研，尤其在經濟上要有充足的思想準備，“工資不多，工作也有些瑣碎，可能會有較強的落差感”。(記者 王燁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