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孩子在北京市太陽村兒童教育咨詢中心。這是一家無償救助服刑人員無人照顧的未成年子女的民間慈善機構，它為這些孩子提供特殊教育、心理輔導、權益保護以及職業培訓等服務。
他們承擔了太多與年齡不相符的壓力：缺少父母的陪伴與疼愛，遭到周圍人的歧視。生活困難、心理問題突出，一系列問題困擾著他們——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成長。他們，亟需政府和社會力量的關注。最近，半月談記者在河南、安徽等地深入調查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成長現狀，探討如何幫助這些孩子。
沉重標簽下的生活之困
2013年底，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區二里街社區工作人員的協助下，12歲的小陽和10歲的小月終于辦好了戶籍，懸在母親王麗心里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3年來，為了給兩個孩子辦戶口，王麗輾轉多地，費盡周折。
小陽和小月的父親江某18年前因故意殺人潛逃至湖北，期間隱姓埋名與王麗同居，在未辦理結婚手續的情況下生下了兄妹倆。2007年江某被捕歸案，并判處死緩。
幾年之后，兩個孩子快到上學的年齡，因為沒有戶口，沒有學校愿意接收。王麗只能求助社區。
二里街社區書記李成毅告訴記者，經過社區跟派出所、民政局、司法局的協調，最后決定由司法和民政部門派專人帶王麗去蚌埠，和被關押在蚌埠監獄的江某辦理結婚證。由于江某潛逃期間曾用假名，所以孩子出生證上父親的名字也是假的。于是社區再次和司法部門協調，派專人到蚌埠對江某做親子鑒定。經過前后3年時間，才將戶籍辦妥，兩個孩子也因此比同齡人晚了幾年入學。
雖然是服刑人員非婚生子女，但母親的陪伴讓小陽和小月的生活有了依靠，相比之下，王偉的處境則要困難許多。
家住安徽省合肥市肥東縣牌坊鄉的王偉今年上初三。王偉上小學時，父親因搶劫入獄，被判刑20年。父親入獄后不久，母親便拋下他離家出走，從此再無音訊。由于爺爺奶奶早已去世，王偉只能被寄養在伯父家中。
牌坊鄉團委書記孫世勇告訴記者，在牌坊鄉，和王偉處境相仿的孩子共有6名。農村條件差，男人是家里的頂梁柱，一旦出現三長兩短，女人或是離婚或離家出走，這些未成年子女便成了有父母的“孤兒”，生活毫無保障。
王偉和小陽、小月的處境，只是眾多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一個縮影。近年來，諸如南京兩女童餓死家中的事件，讓這類孩子的生活為人所關注。
共青團安徽省委權益保障部部長劉峰介紹，2011年合肥市曾對全市服刑在教人員未成年子女共779人的家庭情況進行調查，家庭經濟特別困難的占30%。同年，安徽省農業大學社會學系也對合肥市各縣區服刑在教人員子女生活現狀進行了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合肥市49.5%服刑人員子女的家庭負擔不起上學費用，61.7%受訪者家庭無人參加社保。
孫世勇說，這一特殊群體的幫扶工作目前存在著很多困難。“對于符合條件的家庭，我們為他們申請了低保，還有少量、不定向的社會資助，勉強維持這些孩子的學費、生活費。”
笑容背后的心靈創傷
相比生活的困苦，孩子們心靈的創傷往往更加隱蔽，也更為嚴重。
位于河南新鄉縣的太陽村是一個集中代養、代教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民間慈善組織。記者前不久在這里采訪時看到，占地20多畝的太陽村像一個大花園，盛開的油菜花分外艷麗，“村”內布局錯落有致，干凈整潔。
“阿姨好！叔叔好！”這里的孩子大多很有禮貌，見人便笑著問好。從河南省女子監獄退休的王敏2009年開始負責太陽村的日常事務。王敏介紹，目前這里共代養了71個孩子，主要是父母雙方均在服刑、一方服刑另一方死亡或失蹤人員的孩子。
每到周末，大學生志愿者和心理咨詢師會來和孩子們互動，教他們畫畫、跳舞，進行心理輔導的游戲，看上去這里的生活豐富多彩，但孩子們笑臉背后卻是默默的委屈和悲傷。
8歲的馮峰非常靦腆，父母均在新鄉的監獄服刑，爺爺奶奶年齡大了，沒有能力照顧他，媽媽在監獄里申請將他送到了太陽村，每個月他都可以去探望一次父母。
“叔叔，你別問馮峰了，他一提到爸媽就會哭，他的媽媽再有一年就出來了。”馮峰同宿舍的孩子說。“不是，還有11個月。”紅著眼圈的馮峰說，他特別想念媽媽，每天都數著媽媽出獄的日子。
“每一個孩子都有一段讓人揪心的故事，他們心里受的創傷很難撫平。”王敏說，這些孩子大多聽話、懂禮貌，但內心都壓抑著委屈。
“其實這并不好。”長期在太陽村做心理干預的心理咨詢師楊艷說，正常家庭的孩子會淘氣、撒嬌，甚至發脾氣，但太陽村的孩子沒這條件，他們有一種“討好”的心理，害怕失去，害怕惹“愛心媽媽”生氣了會被忽略或拋棄，所以就會壓抑自己的情感和需求，即使不愿意做一些事情也強迫自己做。“他們普遍存在自卑的心理，‘罪犯的孩子’這個陰影很難從他們心中抹去。”
對這一點，王麗有著切身的體會。
王麗對記者說，生活再難，為了孩子她都能堅持，但那些歧視的眼光常常壓得她喘不過氣。“有一次，兩個孩子跟小朋友在樓下院子里玩，不知道誰不小心把路邊一輛車的玻璃打碎了，車主出來就拽著我的孩子大罵，一口咬定是他們干的。”說到這，王麗低下頭，“車主還說，殺人犯的孩子干不出好事來。”
雖然最后監控視頻顯示，車玻璃并非小陽和小月所碰碎，但從此兩個孩子再也不敢從那家人的門口經過。
被棄兒童或成社會隱痛
王敏走訪過許多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她說，太陽村的孩子在沒來之前大多過著貧困的生活。13歲的小海來自河南項城農村，父親犯重罪入獄，母親患病生活不能自理，他和10歲的弟弟剛開始靠鄰居接濟，饑一頓飽一頓，后來就輟學開始流浪，偷東西、給賭場“望風”，經常被派出所抓了又放。
太陽村的“愛心媽媽”劉巧云說，第一次到小海家里的時候都驚呆了，三間瓦房的窗戶用塑料薄膜罩著，屋里沒一件像樣的家具，鍋里是發酸的剩飯。“這樣的環境下，孩子不偷能活下去嗎？”
來太陽村之后，小海仍改不了偷東西的毛病，幾個“愛心媽媽”的屋子都被他翻了個遍。“他跟我說，阿姨對他這么好，他也不想偷，但看到屋里沒人就想去翻翻，幾個月之后他這毛病改了很多。”劉巧云說。
劉佳第一次來太陽村時只有10歲，父親曾三次入獄，母親失蹤，沒有親戚愿意撫養他，他跟著父親逃亡了3年，養成了偷東西、打架的毛病。來到太陽村之后，劉佳惡習難改，帶著別的孩子打架、逃學，無奈之下，“村里”只能將他送回老家，繼續流浪。
“這樣的案例有好幾個，派出所抓又放，最多給村委會交代一下，但是靠居委會或村委會的力量根本不行。”王敏說。
安徽農業大學的抽樣調查結果表明，有55.1%的服刑人員子女仍由母親照顧，35.5%由爺爺奶奶照顧，其余由父親、親戚照顧，或者處于失管狀態。
“有的服刑人員屬于三無人員，根據提供的地址根本找不到他們的家人和孩子，這些孩子一旦失去監護，根本聯系不上。”安徽省司法廳監獄局教育改造處副處長林麗說。
“這些孩子一旦接觸到社會上的痞子、流氓，難免誤入歧途。”長期關注服刑人員子女心理問題的安徽農業大學心理學教師楊麗新說。
“去年，我得到消息，小海的爸爸出獄后不知什么原因把小海殺了。”王敏說，“如果小海繼續留在太陽村，或者他爸爸入獄后就有相關部門介入對小海進行救助，也許不會是這個結果。”
亟需政府及專業組織介入
據王敏介紹，以新鄉縣太陽村的能力最多能代養100多個孩子，而全國擁有太陽村的城市也不多，像這樣無人撫養的孩子，名義上不是孤兒，也進不了福利院，因此他們面臨的困境比孤兒還要大。“孤兒還有可能被領養，但誰會去領養服刑人員的孩子呢？”
事實上早在2006年，民政部等15部門就聯合出臺了《關于加強孤兒救助工作的意見》，將事實上無人撫養的未成年人、流浪兒童、無人撫養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等困境兒童納入保障范圍之中。但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當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所得到的救助十分有限。
“國家應盡快引入社工，介入到相關家庭中，進行專業幫扶。”楊艷說，一方面，服刑人員子女心理上容易出問題，不及時干預，可能會走向犯罪道路；另一方面，兒女身心健康，服刑人員也能安心接受改造，有利于日后重返社會。
2006年，安徽監獄局積極與安徽省司法廳、共青團安徽省委以及社會愛心企業，聯合發起“陽光助學”活動，募集一部分資金，對于表現良好、改造積極的服刑人員，可在獄中為子女申請助學金。至今共救助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近2000人，救助資金近180萬元。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十分特殊的群體。”共青團安徽省委書記李紅說，通過這種方式，可以讓這部分孩子能夠較好的成長，也促進服刑人員改造的積極性，防止再次犯罪的發生。
據統計，新鄉縣太陽村孩子的父母有95%以上都因表現良好獲得過減刑。“如果服刑人員的未成年子女沒人照顧，會讓服刑者覺得生活沒有盼頭、沒有希望，不利于他們的服刑改造。”林麗認為，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監護、教育問題不容忽視，也希望社會給予這類群體理解，“畢竟家長犯罪不等于孩子有罪。”(記者 劉美子 周暢 劉金輝；文中未成年人及相關當事人均為化名——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