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亞太戰略”“增加陸軍數量”“研發新型裝備”……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在競選中就美國家安全戰略發表了一系列言論，近期特朗普密集提名了國家安全顧問、國防部長、中央情報局局長等人選，折射出美未來國家安全戰略的走向——
聚焦美新政府國家安全戰略
■付征南 閆桂龍
近期，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公布了國家安全團隊的人事布局，圈定前國防情報局局長——退役陸軍中將弗林出任國家安全顧問，提名退役美軍上將、前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馬蒂斯為國防部長。在主管外交的國務卿提名上，目前共和黨精英層代表羅姆尼呼聲較高，即便羅姆尼的提名出現變數，但是彼得雷烏斯、朱利安尼、約翰·博爾頓等其他候選人也都信奉“以實力求和平”的現實主義理念，是共和黨新保守主義的代言人。盡管最終提名尚未塵埃落定，但這些人選已從側面折射出共和黨新政府國家安全戰略的基本走向。
“亞太再平衡”難根本轉變
時代在變，但基于特定環境而產生的民族性格和戰略思維定式，卻不會因一時一事而發生改變。歷史上，作為海洋國家的典型代表，美國戰略思維一以貫之的主線，就是防止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稱霸歐亞大陸，從而挑戰其全球或地區海洋霸權，威脅其世界霸主地位。二戰期間美聯華抗日、冷戰期間的拉中反蘇，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證。奧巴馬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根源于國際經濟、政治重心日益轉向亞太的趨勢，這一戰略思維已在美國軍、政、學界以及民主黨、共和黨兩黨精英層達成高度共識，成為美未來全球大戰略的既定方針。這也決定了美戰略重心東移進程，不大可能因政黨輪替、競選言論或總統個人喜好而出現根本性改變。
在這一戰略思維引導下，美新政府很可能延續前任政府軍事戰略的基本方針，持續加強海、空軍力建設，重點加強亞太地區軍力部署，繼續推進海、空軍兵力移防亞太，以牽制、平衡和防范地區大國。外交方面，與民主黨政府更重視國際規則、意識形態的“軟制衡”作用，傾向采用“一邊倒”或“選邊站”的被動均勢戰略手法不同，共和黨政府的亞太戰略則可能會推動“輻輳中心型”的地區雙邊同盟體系向“三邊網絡化”伙伴關系網方向發展，以強大的前沿軍事部署為后盾，通過模糊指向、兩面施壓、保留余地的主動均勢手法，在盟國伙伴與潛在對手之間保持一定彈性空間，避免爆發正面沖突，又要提高為盟國提供安全承諾的條件，迫使其承擔更多自主防衛職能或分擔更多美軍駐軍費用，從而全面減輕美軍事負擔。這種兩面漁利、雙重下注的策略與“尼克松主義”有諸多相似之處。在經濟方面，盡管特朗普誓言廢除TPP，但美新政府不大可能將地區經濟主導權拱手讓人，必然會以其他形式的方案取代TPP，強化其在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領導地位。
此外，特朗普競選期間提出了與奧巴馬政府截然不同的建軍方針，特別是地面力量的擴軍計劃。據美國軍事新聞網估算，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將會增加2500-3000億美元軍費和16萬兵力，包括6萬陸軍、1.2萬陸戰隊，并大幅推進現有裝備更新計劃，增購100架作戰飛機、78艘戰艦和潛艇，如果這些計劃落實，美軍軍力規模結構可能重新恢復到小布什政府末期水平。鑒于特朗普從政經歷，特別是治軍經驗的空白，這些方案有可能源自他最重要的軍事智囊——退役陸軍中將邁克爾·弗林。
“重返中東”可能性增大
邁克爾·弗林長期在美軍情報部隊和特種部隊任職，擔任過國防情報局局長，2014年因公開發表與奧巴馬反恐政策相悖的言論而被解職，而后出任特朗普的軍事顧問，成為其身邊不可或缺的“軍事大腦”。弗林今年出版的題為《戰場：我們如何打贏一場針對伊斯蘭激進主義及其盟友的全球戰爭》一書，透露了特朗普擴軍計劃背后的主要目的，以及未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基本走向。
弗林強調美國領導的全球“反恐戰爭”本質是一場意識形態戰爭，伊斯蘭激進主義意識形態是“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等反美力量層出不窮的“動力源”。奧巴馬政府撤離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決定，在中東地區制造了巨大的安全真空，為“伊斯蘭國”的快速崛起和全球擴張提供了時間和空間。為此，弗林列出了四大目標：一是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基石，徹底殲滅“伊斯蘭國”軍隊，擊斃或俘獲其高級頭目；二是利用情報、經濟、外交等各種手段的“合力”優勢，深入了解對手心理，特別是支撐其行動的“激情、信仰、恐懼”三大要素來尋找和打擊對手弱點，最終瓦解伊斯蘭激進主義意識形態；三是組建全新的21世紀全球聯盟，緩和美俄關系，對伊斯蘭激進主義勢力發動政治或軍事戰役；四是對伊朗等所謂“包庇、支持和窩藏”伊斯蘭激進主義勢力的國家實施懲戒。
美軍軍力規模結構主要依據切合實際的戰爭規劃，精確計算后再最終確定。從上述目標看，如果擴軍計劃實行，那么美軍很有可能會在中東地區重新部署一支實力強大的“數量密集型”地面部隊，發揮常規力量的塑造作用，穩定地區秩序，震懾伊朗等地區國家，同時綜合運用情報戰、網絡戰等手段以及特種作戰力量，結合經濟、外交和人文等其他手段的合力優勢，在地區以及全球范圍逐步剿滅“伊斯蘭國”勢力，力求鏟除激進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
然而，如何在戰線過長與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有效平衡亞太、中東以及全球其他地區的任務需求和兵力配置，同時加強網絡戰等新興領域能力建設，是擺在特朗普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正如此前美《軍事時報》評論的那樣，“現在兩黨都已經開始為聯邦債務能否支持如此龐大的投資擔心，這需要一個精明實干的政治家來操作，這個責任肯定要落到特朗普尚未公布的國防部長身上。”這就不得不關注美國新任國防部長提名人詹姆斯·馬蒂斯。
“混合戰爭”或成建軍新指針
作為弗林以及現任美軍參聯會主席鄧福德的老上級，詹姆斯·馬蒂斯在美軍上下擁有極高威望。特朗普起用這位老將執掌國防部的主要意圖，不僅是要效仿杜魯門當年起用馬歇爾“回鍋”任國防部長的經驗，利用馬蒂斯的威信，來安穩軍心、控制軍隊，而且也要利用他獨特的戰略思維，特別是“混合戰爭”理論之父的地位，順應戰爭形態的新發展，應對全球安全環境的新態勢。作為馬蒂斯的老部下，現任美軍參聯會主席鄧福德的治軍理念與馬蒂斯可謂是一脈相承，鄧福德今年10月5日針對新版軍事戰略的講話，透露出美軍軍事戰略的調整方向。
鄧福德認為，美當前面臨的安全威脅日益呈現出全球化、多元化和復合化的新趨勢，因此必須以“全球一體化作戰”理念為牽引，通過強化國防部長權力推行戰略層面的“任務式指揮”，對聯合作戰司令部體系進行全面整合，以有效管控這些威脅。以烏克蘭危機和敘利亞內戰為代表的“混合戰爭”，模糊了平時和戰時、軍事與民事之間的界限，導致傳統以“空海一體戰”為代表的高端戰法，以及以非正規戰為核心的低端戰法，都難以滿足戰場現實需求。在此背景下，美軍要根據不同對手進行不同的能力組合，以一套全球協同、平戰一體的“通用型”戰法，重點打擊對手戰爭意志、削弱其作戰決心、破壞其行動目標，以有效應對復雜多元威脅。
例如，美軍近期提升網絡司令部級別，以及特朗普在“百日新政”中宣布加大網絡戰建設方面投入力度等舉措，就是最典型的例證。正如鄧福德所言，“作為一個必須從全球角度思考問題和采取行動的國家，我們并不具備奢侈條件，在打造一支打擊‘伊斯蘭國’的部隊與一支威懾擊敗同等實力敵人的部隊之間做出選擇……作戰計劃的累積并不是戰略，我們應由制定不同的政策，轉到運用一套具體的戰略框架，來應對威脅”。
（《解放軍報》2016年12月09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