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孫中山在陳炯明叛變和北伐軍討陳失利后，離粵去滬。10月上旬，川軍總司令兼省長劉成勛派代表到滬晉見孫中山。孫中山命戴季陶入川，與川軍進行聯絡工作。這時戴季陶在遭受了一些公務私事上的挫折之后，心灰意冷，在途中得悉川軍各派正在醞釀戰爭的傳聞，精神更加頹喪。當所乘之船駛向宜昌途中，他突然趁夜黑跳江自殺，幸賴漁夫救起未死。從此他便信仰佛教。11月18日到渝就職。但由于軍閥混戰不休，他在四川期間工作沒有什么成效。

　　1923年12月上旬，戴季陶從四川回到上海。當他得悉孫中山已決定容納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時，他表示反對，他向廖仲愷提出：“共產黨人加入，必須造成單純黨籍，不能留兩黨籍。”有一次他寫信給廖又說：“叫共產黨參加進來，只能把他們當做醬油或醋，不能把他們做為正菜的。”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戴季陶出席了會議，被選為中央宣傳部長，并負責籌建中央通訊社；2月又兼任籌建中的黃埔軍校政治部長等職。但他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十分不滿，曾三次離粵返滬。孫中山在北京病危時，他去了北京，1925年3月11日，孫中山在病榻上簽署遺囑時，他也在場。

　　1925年3 月孫中山先生逝世后，國共合作形勢發生了變化。國民黨內新老右派開始四處活動，戴季陶是代表人物。六七月間，戴季陶接連寫了《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和《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等小冊子，打著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旗號，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歪曲和篡改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形成了所謂戴季陶主義，為國民黨右派蔣介石等人篡奪革命領導權提供理論根據。

　　在戴季陶寫的小冊子中，還公開反對工農革命運動，攻擊中國共產黨，聲言要把共產黨人驅逐出國民黨。在戴季陶影響下，廣州、上海等地先后成立了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不過，戴季陶主義剛一出籠，就遭到中共中央的反擊，在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合力反擊下，戴季陶分裂國共合作的陰謀未能得逞。

　　堅決反共，為蔣介石出謀劃策

　　1925年11月，國民黨內的林森、鄒魯等人在北京西山召開會議(即“西山會議”)，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11月中旬，戴季陶同邵元沖、沈玄廬等人到北京準備出席會議。當會議開場前夕，有些人以戴、沈曾與中共發生過密切關系為由，將他們綁架并痛打一頓，責令不準與會。他被迫于20日離開北京，返回上海。

　　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對西山會議派的重要分子，給予開除黨籍的處分。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當選為中央委員，并作了軍事報告。同時，蔣介石等人大力庇護戴季陶，使他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1927年2月14日，戴季陶按照蔣的旨意，以國民黨中央“特派員”的名義出訪日本。在一個半月內，他先后在大阪、神戶、長崎等地發表演講64次。在公開場合他以外交官身份，侃侃而談，講了一些維護民族利益的話。實際上，他此行主要是與日本外務次官、亞洲司長會談，向日本政府進一步闡明蔣介石對當時時局所持的立場和即將推行的政策，謀求日本當局對蔣“諒解”和“合作”，“結果甚為美滿”。他從實地考察和研究中也看到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某些本質，回國后著手撰寫《日本論》一書。他在書中指出，日本的對華政策并不希望中國統一于革命，它將采取從遼東半島、山東半島而面對中國大陸進攻，從臺灣窺視華中、華南到東南亞的“蝎形政策”。這些見解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也是有見地的。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搞清黨活動，就是戴季陶那一套反共理論的應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他應蔣的電召趕赴南京，發表了《告國民黨的同志并告全國國民》一文，極力吹捧蔣介石的行為。在清黨之后，他又編成了一本名為《青年之路》的書，他在該書中稱：“反共運動，決不是守舊的反動，是求生努力，不是虛偽的行為，是很真實的社會力的表現，是對于縱欲敗度青年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