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深秋時分。回首一年間備受司法理論與實務界關注的“思想盛宴”，2019年深秋那場探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熱點難點問題的“控辯審三人談”依舊令人印象深刻。

　　這場對談，源于我國刑事訴訟法對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立法明確，也為探究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結構、制度、程序及其背后承載的法律價值和社會功能提供了一種三維視角。一年來，面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所涉熱點難點問題，這種“凝聚法治最大公約數(shù)、匯眾智謀務實之策”的有益探討仍在不斷持續(xù)。

　　履行主導責任

　　更體現(xiàn)庭審實質化

　　在互聯(lián)網搜索框鍵入“認罪認罰”，可以看到除輕微刑事案件外，“從拒不認罪到全案認罪認罰”這樣的字眼也不斷出現(xiàn)在涉黑涉惡、涉眾型經濟犯罪等有關案件報道中。

　　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案件范圍是否有所限制，曾一度引發(fā)探討。刑事訴訟法進行明確規(guī)定后，兩高三部《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對此進一步重申：“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沒有適用罪名和可能判處刑罰的限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適用。”

　　“可以適用并不等于必然適用、一律適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后是否從寬，由司法機關根據(jù)案件具體情況判定，這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在一次次研討中，無論學界還是司法實務界，均已逐漸達成共識。

　　在認罪認罰案件的訴訟中，控辯雙方合作取代了對抗，刑事訴訟構造發(fā)生改變，是學界普遍關注到的問題之一。

　　“在這種訴訟構造下，控辯雙方在庭審中的主要任務，是向法庭證明雙方在案件處理上合作、合意的真實性。”最高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咨詢委員會主任朱孝清表示。

　　伴隨著刑事訴訟構造的改變，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這樣幾個問題逐漸被關注：“如何看待檢察機關履行主導責任與以審判為中心的關系？”“如何理解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時，一般應當采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指導意見》明確的‘一般應當提出確定刑量刑建議’，是否侵犯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在全國律協(xié)刑事專業(yè)委員會主任田文昌看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程序與庭審實質化并不沖突，反而更進一步體現(xiàn)了庭審實質化。

　　“‘一般應當采納’檢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議，這不僅是檢察官的求刑權，更是檢察官與辯護律師、被告人之間的合意，除非有法定的事由，法官原則上應該尊重。”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姜偉認為。

　　如果法官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或者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有異議且有理有據(jù)，應如何處理？根據(jù)刑事訴訟法和兩高三部《指導意見》規(guī)定，人民法院應當告知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進行調整，只有在人民檢察院不調整或者調整后仍然明顯不當?shù)那闆r下，人民法院才可以直接作出判決。

　　毋庸置疑，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律職業(yè)共同體的要求高于以往。唯有三方秉持同一理念，按照同一標準辦案，方能使制度行穩(wěn)致遠。檢法同堂就此開展的培訓頻次也逐漸趨于密集。在一次次這樣的培訓、交流、探討中，法律職業(yè)共同體的成員們不斷在法律、政策、理念、實踐等層面探尋著最佳結合點、最大公約數(shù)。

　　秉持客觀公正

　　被追訴人權益要保障

　　法治，最重要的一環(huán)便是尊重被追訴人的人權，使其能夠體面地接受審判。這也是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體現(xiàn)之一。在修改后刑事訴訟法中，多個條文都體現(xiàn)了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時對被追訴人權益保障的重視。2019年12月30日起施行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也新增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犯罪嫌疑人權益保護”內容。

　　“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取得實效的生命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顧永忠如是說。

　　在司法實踐中，認罪認罰程序的適用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處分自己程序權利和實體權利，亟需值班律師的實質性、有效性參與。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第36條規(guī)定，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時應有值班律師在場。同時，明確了值班律師保障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自愿性的職責。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樊崇義認為，“值班律師制度被寫入刑事訴訟法，這是適應世界人權發(fā)展潮流、彰顯司法人權的重要成果，是我國司法人權保障制度的建構和完善的一大亮點。”

　　近日，兩高三部聯(lián)合印發(fā)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工作辦法》，對值班律師的制度設計和工作職責等問題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明確具體的規(guī)定。“值班律師制度的不斷完善，解決了刑事訴訟法關于值班律師的相關規(guī)定在實踐中‘無法可依’的問題，對于促進公正司法和人權保障具有重要意義。”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所教授衛(wèi)躍寧說。

　　被追訴人的上訴權也是司法理論與實務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一位值班律師告訴記者，最近一起認罪認罰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簽署具結書后表示：“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是二至三年，如果法院判處二年有期徒刑，我就確定不再上訴，如果判處二年零六個月及以上有期徒刑，我就一定上訴。”

　　這樣的情況在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玉林市北流市檢察院檢察長馮國亮的調研中也較為常見。“在調研時發(fā)現(xiàn)，雖然上訴理由種類多樣，但量刑所占比例最大。其中，大多所判刑罰均在量刑建議幅度以內。上訴后，檢察機關和被追訴人之間的量刑協(xié)商遭受了推翻，量刑建議淪為一紙空文。”

　　被告人認罪認罰之后又上訴的，檢察機關是否可以提起抗訴？“從本質上講，被告人無正當理由的上訴，既與立法創(chuàng)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初衷相悖，更不是司法機關積極實施這一制度所期待的訴訟效應。檢察機關提出抗訴絕非僅僅為了加重少數(shù)上訴人的刑罰，而是通過抗訴的方式，使二審法院能有機會通過依法審判，適當加重被告人刑罰，促使被告人形成尊重認罪認罰具結和承諾的自覺，從而減少無謂的上訴和不必要的二審程序，助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良性運行。”最高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陳國慶表示。

　　細節(jié)不斷完善

　　制度成效未來可期

　　一項新制度的誕生，總能吸引諸多致力于為制度完善謀務實之策者的目光。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孫長永就是其中一位。在2019年10月召開的全國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推進會上，孫長永提出，無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國家，都是先有正當程序，后有協(xié)商司法。在今年9月4日由最高檢與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聯(lián)合舉辦的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討會上，他依舊十分關注量刑協(xié)商程序的構建：“量刑協(xié)商過程要規(guī)范，盡管完全透明并不容易實現(xiàn)。”

　　在司法實踐中，透明、規(guī)范、合理、完善的量刑協(xié)商程序，能夠為量刑協(xié)商實踐提供具體的指引，確保控辯雙方平等協(xié)商，實現(xiàn)實質的程序正義。“然而，我國刑法總則尚未將‘認罪認罰’作為獨立的量刑情節(jié)，規(guī)定量刑減讓的具體幅度。實踐中，對于認罪認罰案件的量刑建議多參照2017年最高法修訂的《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但司法實踐中涉及的罪名非常多，對于23個罪名以外的案件，量刑建議如何提出難以準確把握。”四川省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主任林紅宇在接受采訪時說。

　　在華東政法大學教授于改之看來，量刑協(xié)商直接影響著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量刑建議的科學性。“刑法明確規(guī)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定罪量刑情節(jié)應當法定化。

　　? 宏觀上，應在刑法總則中明確規(guī)定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為該制度的適用提供實體法上的依據(jù)。

　　? 微觀上，刑法應進一步明確認罪認罰的內涵以及標準的涵義，從寬如何理解等，以保證法律適用的統(tǒng)一性，切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于改之表示。

　　今年5月，最高檢出臺《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監(jiān)督管理辦法》，對量刑協(xié)商程序進一步予以細化，對量刑建議說理提出明確要求。記者了解到，目前，最高檢已將量刑協(xié)商程序的構建列入計劃，正在著手制定相關規(guī)范性文件。

　　此外，對于量刑協(xié)商的參與主體是否包括被害人，也存在不同的聲音。兩高三部《指導意見》規(guī)定，檢察機關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應當聽取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熊秋紅關注到，實踐中存在過分漠視和過分關注被害人意見兩種極端情況。“被害人意見不是量刑結果的決定性因素，在制度適用中，不能因為過于強調被害人的當事人地位，而損害被追訴人獲得公正對待的權利；同時也要為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提供必要保障，確保其相應的知情權等。”熊秋紅表示。

　　被害人的權益保障同樣是司法實務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建議適當拓寬被害人表達訴求和獲得損失彌補機會的渠道，從而在庭前階段最大程度地消解不和諧因素。”湖南省常寧市檢察院第一檢察部四級檢察官助理鄭國寶表示。

　　任何一項制度從誕生到成熟，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理論層面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讀與指導，在實踐層面將成功經驗仔細梳理、認真落實，推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落實見效，同時使更多司法工作者從單純的執(zhí)法“工匠”轉變?yōu)橛袚斢星閼训姆ㄖ巍按髱煛保M管道阻且長，但終會實現(xiàn)。

　　來源：檢察日報客戶端

　　作者：史兆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