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馬洪波：如何理解國家公園的“中國內涵”？
中新社西寧2月25日電 題：如何理解國家公園的“中國內涵”？
——專訪中共青海省委黨校副校長馬洪波
中新社記者 潘雨潔
自2013年中國政府提出“建設國家公園體制”以來，以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建設推動自然保護地體系改革的局面正在形成。國內外國家公園建設經驗有何啟示？中國如何將源自美國的“National Park”概念賦予“有人、有文化”的內涵？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專訪中共青海省委黨校副校長、教授馬洪波，對上述問題做出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National Park”這一概念如何誕生？美國創建國家公園對中國有何啟示？
馬洪波：人類自誕生以來，90%以上的時間都在野外采摘、狩獵，哈佛大學生物學家威爾遜曾指出，人類有“親自然情結”，天生喜歡曠野、草原、森林。而工業革命后，人口集中向城市遷移，為了改善已嚴重失衡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國家公園”概念應運而生。
美國是移民國家，從1776年發表《獨立宣言》起僅200余年歷史，因此創設“國家公園”概念以強化各地各色人種對這個新興國家的認同。
據歷史敘事，1870年，一群探險者在美國黃石地區的河流匯合處燃起篝火，設想建立一個偉大的公園，讓印第安人世代安居、野生動植物自由繁衍生息。但實際情況是，美國當時正在修建橫貫東西的鐵路，發展旅游成為可能，黃石地區的絕美風景很快成為巨大商機。
兩年后，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美國黃石國家公園建立，宗旨是“為人民的利益和快樂服務”，可以看出，當時不僅為保護自然，還偏向于開發。經過多年保護與發展的“拉鋸式博弈”，美國才逐漸確定了“保護為主、兼顧利用”的國家公園定位。
美國黃石公園。中新社記者 陳文 攝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成立于1916年，而“國家公園”在中國問世時間尚短，還在新生發展階段，應以開放心態借鑒國際經驗。中國在國家公園建立之初，就明確把保護生態系統原真性和完整性放到首位，體現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保護地球家園的大國擔當。
中新社記者：您曾說英國國家公園的建設經驗可能對中國更有借鑒價值，為何這樣認為？
馬洪波：與美國在“一張白紙”上的建設歷程不同，20世紀50年代起，英國在高度工業化、城鎮化的基礎上建設國家公園。中英兩國都是歷史悠久、人口眾多、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家，面臨的實際有部分相似性。
首先，與美國先實現土地國有再進行規劃不同，英國國家公園內土地權屬復雜多元，不是“非公即私”，大部分處“中間狀態”，即土地為私有，但局部通行權可贖買。經多方相互妥協，英國國家公園在不改變土地權屬的同時，通過立法規劃，使國家有效控制土地使用方向，涉及的居民利益損失，從歐盟、國家層面給予補償。
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土地承包政策實施，至今已成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國家公園內的土地雖為全民和集體所有，但由幾代農牧民承包、經營，因此同樣需要管理土地、正確處理各方關系。2016年以來，錢江源、武夷山國家公園開展集體林地保護“地役權”改革，土地承包權不變，居民按照國家公園的要求經營產業，并獲得一定生態補償，處理方式與英國類似。
武夷山國家公園雪景。中新社記者 王東明 攝其次，英國國家公園沒有美國那樣的廣袤荒野、“處女地”，大部分是人造景觀，多為“鄉村公園”。全英15個國家公園中，累計常住居民約45萬人，每個公園內既有本地居民工作生活，又有外來游客觀光旅游。在管理上，注重繁榮社區，追求傳統文化、經濟活動和生態保護相協調，這一點也對我們有啟發價值。
中新社記者：從傳統自然保護區到國家公園，中國政府經歷了怎樣的探索與改革？與國際通行的分類體系相比，中國為何將國家公園作為保護等級最高的一類自然保護地？
馬洪波：1956年，中國首個、廣東鼎湖山自然保護區建立，改革開放以來蓬勃發展，到2018年總量達2750處。然而，大多數自然保護區在“搶救性保護”情況下成立，將一個完整生態系統中的各類自然資源分門別類管理，出臺多種多樣的自然保護地管理辦法，造成交叉重疊，效能較低。
為將這種混亂、“碎片化”局面刪繁就簡、整合統一，從1996年起云南省就開始探索運用“國家公園”這種新方式，破解保護與發展難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由地方上升至國家。
2019年，中國政府印發《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指導意見》，將所有自然保護地分成三類，國家公園是第一類、保護等級最高的自然保護地，針對自然景觀最獨特、生物多樣性最富集、有全球價值的生態系統，實行最嚴格保護。
總結傳統自然保護區管理體制的弊端，國家公園綜合運用政府、市場和社會三種力量實行綜合保護，踐行“生命共同體”理念，根據整體布局由國家直接指導管理機構及人員，中央財政提供主要經費，同時實現資金保障多元化，真正將保護做實。
瀾滄江源第一縣——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雜多縣，是青藏高原三江源區域中野生動物重要繁殖棲息地之一。中新社記者 李江寧 攝中新社記者：如何理解“最嚴格的保護，就是最科學的保護”？中國國家公園如何深化對“保護”的理解？
馬洪波：最嚴格的保護必須建立在科學研究基礎上，否則容易在實踐中“走極端”。
比如20世紀80年代青藏高原草場退化，當時認為是過度放牧、鼠害所致，因此滅鼠、減畜、扎圍欄。十幾年后才發現，牛羊適度的踩踏和糞便，是草地保持生機的重要因素。而鼠兔也是高原生物鏈的重要一環。在不長樹、只長草的源頭區域，鳥類依靠鼠兔洞作為棲息地；這些洞還是“盛雨器”，能夠涵養水源，攜帶傳播種子，疏松土壤等。鼠兔參與加速了系統內能量的流通和物質循環。
青藏高原的鼠兔。中新社記者 孫自法 攝青藏高原遠比我們目前的認識復雜，像一本天書只打開了第一頁。在尊重、保護、利用之前，先要敬畏自然。直白地講，在沒有真正認識、理解之前，最好不要人為干擾。建立國家公園目的亦如此：保護生態系統的完整和原真，世代傳承、持續探究，不以表象認知做出判斷，輕易改變自然。
目前中國國家公園倡導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理念，是對長期以來分部門而治的認識深化，意識到生態系統“萬物互聯”的內部機理，從而進行的整體性、系統性保護。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說中國建設的是“有人、有文化”的國家公園？
馬洪波：中國的國家公園要保護生態、傳承文化遺產，還肩負著生態扶貧、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等任務。讓原住居民成為生態管護的主體，發揮傳統文化的積極作用，是中國國家公園建設的亮點。
例如，青藏高原是全球生態價值極高的地區，也是深度貧困地區。三江源國家公園中，原住居民身份轉變為生態管護員參與保護，按照每月每人1800元人民幣的標準獲得收入，讓牧民擺脫貧困。
在三江源國家公園長江源園區可可西里管理處索南達杰保護站藏羚羊“幼兒園”內，“奶爸”為一只小藏羚羊拍照。中新社記者 馬銘言 攝同時，中國政府從2010年開始實行對口援青機制，不僅為三江源地區帶來項目資金，更促進東西部地區人員交流互動，當地的官員、從業者、民眾得以走出高原，開拓視野，在潛移默化中改變思想觀念。
除了政策機制，市場力量也在充分發揮，傳統生產方式正在轉變，原住居民得以適度開展特許經營，在服務業發展中增收。例如瀾滄江源昂賽大峽谷的雪豹觀察節，黃河源頭生態體驗活動等，都是有益嘗試。
三江源地區因誤闖牧民牛圈被困，牧民抓獲后放歸野外的雪豹。中新社記者 王東梅 攝保護生態未必需要移民搬遷，更重要的是通過教育、培訓改變人的理念和行為。我們在瀾滄江源囊謙縣白扎林場看到，巖羊經常跑進寺院覓食。巖羊是非常警覺的動物，但它知道人不會傷害它，說明人和自然萬物能夠和諧相處，只要心存善念。
三江源國家公園尊重保留當地傳統文化崇尚的“自然保護、天人合一”理念，讓牧民世代守望草場、雪山、河流，過上美好的公園生活。大自然不僅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物質條件，也是我們幸福的重要來源，人類應重回天地間，實現“詩意地棲居”。(完)
受訪者簡介：
馬洪波，中共青海省委黨校副校長，教授，博士。1987年獲陜西師范大學地理學學士學位，2002年獲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2006年獲蘭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先后榮獲青海省優秀專業技術人才、青海省優秀專家、青海省社會科學領域人才“小高地”領軍人、青海省首屆“昆侖英才”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等稱號。2016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19年入選青海省“高端創新人才千人計劃”杰出人才，2020年獲聘青海師范大學人文地理專業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