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鄭亮：不同輿論場新疆敘事的差異，為何凸顯美西方的自大與異化？
中新社北京3月29日電 題：不同輿論場新疆敘事的差異，為何凸顯美西方的自大與異化？
中新社記者 劉大煒 楊程晨
近年來，涉疆議題成為中西輿論場上的焦點議題，美西方國家不斷抹黑中國新疆、誣蔑中國治疆方略。國際和國內傳播的兩個發聲場域，各自的信息單向流動。不同輿論場新疆敘事的差異，為何凸顯美西方的自大與異化？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傳播與邊疆治理研究院院長鄭亮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就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涉疆議題成為中西方國際傳播競爭的焦點議題。但在議題構建中，國際輿論場與國內輿論場存在較大差異。您如何看待這兩個輿論場之間產生的立場鴻溝？
鄭亮：看待輿論場間區別時，要看到底層原因。
首先是美西方對待中國新疆的嚴重雙標。他們將中國治疆之舉污蔑為“侵犯”人權，甚至“種族滅絕”；而對其自身系統性、常規化的嚴重侵犯人權行徑毫無悔意，貼上“保護”人權標簽。此等雙標嚴重破壞了全球人權的正常秩序。
其次是美西方在涉疆議題上知識生產體系與中國不同。中國學術界研究涉疆議題主要集中在民族融合、中華民族共同體、國家一體性等方面。西方的知識生產則重點關心中央政府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以及邊疆社會治理問題。比如，西方學術界一些人最近用“定居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來形容中國的新疆治理，這種框架反映的是美西方的自大和學理上的懶惰，即不想也不愿了解中國的民族政策和邊疆治理體系。
再次，在涉疆輿論場上，中國強調主權與人權并重，如既強調“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也強調持續保持新疆的繁榮穩定、民族團結、宗教和諧是最大的人權。美西方表面上在人權領域對新疆治理提出質疑，事實上已把人權概念“武器化”，將其作為干涉其他國家的手段和進行地緣政治操作的工具。
2021年7月15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在北京舉辦涉疆問題新聞發布會。 中新社記者 侯宇 攝媒介話語底層邏輯是學術界的知識生產。過去幾十年，美國對新疆的研究從未停止，文章發表和出版特別活躍。學者不停生產、給媒體提供充分的知識來源。必須指出，美西方知識界、媒體以及人權組織三者之間在涉疆問題上的立場是高度統一的。
美西方涉疆輿論不愿承認新疆存在恐怖主義問題。即使勉強承認，也多在報道中對恐怖主義加上引號，以突出同美西方恐怖主義的不同。2012至2016年間新疆恐怖襲擊頻發，于是美西方不得已開始承認“新疆存在恐怖主義”，但認為新疆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是中國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打壓帶來的結果”。這種偏見本質上來自美西方的傲慢，或者說西方不承認中國反恐的合法性。他們認為“只有我們才有資格反恐”。對中國是一種“你們還有資格反恐？”式的不屑。
中新社記者：您提到2012年開始新疆暴恐事件發生越來越多，導致西方不得不承認新疆存在恐怖主義。在西方媒體、學界研究涉疆議題過程中，其知識生產體系是否存在一定的變化？
鄭亮：變化是有的，它形成于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的議題出現后。在之前，西方主要媒體對于涉疆議題有所關注但密度相對不那么高。
西方對新疆的研究主要由19世紀各路探險家開始。中國改革開放后，西方學界又恢復了對新疆的研究，截至目前已生產大量論文并出版數十部涉疆研究著作。總體來看，這些論文和專著在涉及新疆治理和民族關系方面的主導框架均為“壓迫—反抗”，或說新疆的維吾爾族和中央政府是對立和沖突的關系。
新疆恐怖襲擊增多后，美西方對新疆的態度是矛盾的：既認為這些襲擊是恐怖主義，但在意識形態偏見影響下又不愿承認。一旦承認這些襲擊是恐怖主義，過去幾十年形成的涉疆議題研究主導框架全部要推翻。
2015年12月15日，新疆烏魯木齊市公安局特警八支隊在進行應急處突演習。圖為特警隊員在海拔2300米的山頂搜索目標。中新社記者 劉新 攝有關教培中心的議題出現后，西方一些媒體對涉疆議題的研究調整到“人權壓迫”框架。這種調整更多受到西方各類人權組織的影響甚至是裹挾。框架的轉變并沒有超出西方傳統的涉疆認知。因此，西方的主導涉疆敘事框架自始至終沒有改變，只是其表現形式在不同時期進行調整。
中新社記者：您能幫我們回顧一下，涉疆議題是如何成為國際熱點話題的？
鄭亮：2017年以來涉疆議題逐漸成為國際熱點，本質上來自于報道框架的轉型，西方媒體用人權框架替代反恐框架來對教培中心進行建構。換句話說就是從指責“中國的恐怖主義是政府壓迫維吾爾族帶來的反抗”變為“中國打著反恐的旗號在大規模侵犯人權”。這在本質上把西方民眾對恐怖主義心理上的抵觸和憎恨，完全嫁接和轉移到了對人權的關注上。
如果要將涉疆議題炒作成制衡中國的抓手，就必須將此議題拉進西方公眾的生活，也就必須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從媒體上的熱點事件要轉變成現實里的一場社會運動，首先需要在西方社會中發酵，在民眾中間形成輿論場。2019年下半年起，西方媒體將“教培中心”翻譯成所謂concentration camp(集中營)，最開始用詞為internment camp(拘留營)或prison camp(監獄營)，把簡單的中國內政、反恐、去極端化和社會治理議題，轉移到一場臉譜化的、“正義”與邪惡的斗爭。這是把涉疆議題轉向一場社會運動的節點和手段。
當使用“集中營”一詞并成為主流，可以觀察到西方人權組織當時生產的各種報告及抹黑言論，已經開始對照1948年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中“種族滅絕”的定義進行炮制。西方媒體宣傳產生了一定洗腦效果，西方民眾通過社交媒體了解，情緒被調動，開始參與其中。
實際上，維吾爾族人口現已達到1300萬，根本不存在所謂“種族滅絕”。一個核心的問題是，當西方公眾的情緒被鼓動起來后，政治正確成了唯一可見的存在。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西方媒體對生活在海外的維吾爾族人，和生活在中國新疆及其他省份的絕大多數維吾爾族群體不同的報道方式？
鄭亮：西方媒體對維吾爾族群體的建構整體上是二元分裂的。在西方媒體的敘事里，只有在海外敢于反抗中共的才是“正常”的維吾爾族人。如果有支持中國政府、支持中國共產黨的，要么就是“被洗腦”了，要么就不是維吾爾族。
在今年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維吾爾族運動員迪妮格爾·衣拉木江參與點火儀式，但在《紐約時報》的報道題目中卻寫“一個擁有維吾爾族名字的運動員”，因為他們不敢承認，或說不愿承認衣拉木江是一名維吾爾族運動員。在西方媒體眼中，中國政府只會把維吾爾族人扔到所謂“集中營”里去，或者對他們進行“種族滅絕”，怎么可能給一個維吾爾族人這么大的榮譽？讓一名維吾爾族運動員參與點火儀式這件事已經對西方認知框架構成了極大挑戰。所以我們看到《紐約時報》悄悄修改了報道的標題，從一開始的“擁有維族血統的運動員”改成“有維族名字的運動員”。這種處心積慮地改來改去，本質就是不愿承認衣拉木江是維吾爾族。
2022年2月4日晚，第二十四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在北京國家體育場舉行。圖為最后一棒火炬手迪妮格爾·衣拉木江(左)和趙嘉文將火炬嵌入“大雪花”中央。中新社記者 毛建軍 攝中新社記者：西方媒體在過去的報道中，是如何只強調所謂“身份認同矛盾”“被壓迫”等，從而借此歪曲、抹黑中國的邊疆治理實踐？
鄭亮：西方媒體對維吾爾族形象的構建，本質上是根據西方民族國家理論。他們對中國的少數民族習慣上是大肆渲染差異性，基本不提共同性。這些報道里充斥著“烏魯木齊距巴格達比北京更近”這樣的陳詞濫調，希望把新疆與其他省份千絲萬縷的聯系抹殺掉，將新疆塑造成和其他地方都不同的“獨立”地區。
2013年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西方開始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進行干擾和破壞，此時所謂的新疆“三股勢力”就成了美國的最好工具。美國操作涉疆議題，是近年來中美關系大格局變化里的一個組成部分。
中新社記者：西方輿論炮制的“新疆棉花事件”到現在也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您覺得一年過去，他們達到宣傳目的了嗎？中國在涉疆議題表達上，要向國際社會更清晰傳達哪些方面的內容？
鄭亮：最近暨南大學做了一個關于美國涉疆制裁對全球棉花供應鏈的影響的研究報告。就結果而言，中國棉花生產企業并未受到明顯的影響。2021年新疆棉花產業實際上是在擴張的。西方媒體鼓噪抵制新疆棉花，打著所謂“強迫勞動”的幌子，實質上是在做產業鏈重構。
2019年10月21日，新疆沙雅縣古勒巴格鎮，大型采棉機正在進行機械化采摘。沙雅縣是國家級優質商品棉生產基地。中新社記者 劉新 攝涉疆議題的本質不是民族問題、不是宗教問題，而是反恐和去極端化的問題。中國的反恐和去極端化工作目標，是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權，包括普通人免于恐怖主義侵害的權利，和恐怖主義受害者的基本權利，而不是西方媒體污蔑的“借口打壓少數民族”。這個目標要向國際社會更加清晰地傳遞出去。
從人權話語的角度看，中國中央政府在新疆做了很多工作，新疆居民普遍生活水平提高，尤其是2020年實現全面脫貧。目前遺憾的是，媒體鮮少把這個當做人權保障進行報道。僅2011年至2020年，中央政府對新疆的財政轉移支付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數字的背后，是新疆普通人的生活轉變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央政府的巨量投入。
新疆阿勒泰地區青河縣阿格達拉鎮的熱合買提汗·木尼亞提(右二)一家年收入達8萬元人民幣。當地在完成易地搬遷點建設的基礎上，通過土地流轉，發展畜牧養殖業，培育農業產業鏈，提供社會性崗位等措施幫助貧困民眾脫貧致富。圖為2020年熱合買提汗·木尼亞提一家的午餐。中新社記者 劉新 攝中國的媒體除了反恐敘事，還要多加入人權話語，才能更加綜合地向世界展現新疆。“人權”“民主”“自由”并非西方獨有，當這些概念被西方“武器化”，中國能否通過自身實踐為之賦予更加包容和廣闊的世界意義？涉疆問題的人權敘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完)
受訪者簡介：
鄭亮，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傳播與邊疆治理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全球傳播；傳播與邊疆治理；民族、宗教和反恐怖主義；世界人權話語體系重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