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網絡時代國家安全
近日，媒體深度披露了美國國家安全局下屬的網絡戰情報搜集部門接入技術行動處（TAO）的“黑手行動”。美國軍方和政府網絡部門在最近30天內遠程竊取了超過970億條全球互聯網數據和1240億條電話記錄，涉及世界各國的大量公民個人隱私，這些數據正在成為美國以及其他“五眼聯盟”國家的情報來源。此前針對中國境內目標所使用的代表性網絡武器“量子”攻擊平臺的操盤手就是TAO，該平臺可以劫持全世界任意地區任意上網用戶的正常網頁瀏覽流量，實施漏洞利用、通信操控、情報竊取等一系列復雜網絡攻擊。
今年4月，我國國家安全機關公布了一起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高鐵數據的重要案件，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實施以來首例涉案數據被鑒定為情報的案件。從航空數據到航運數據，從氣象數據到高鐵數據，近年來，境外間諜情報機關運用人力、技術等方式，“公開掩護秘密、合法掩護非法”搜集竊取我國重要數據的行為屢見不鮮。
全球網絡空間，已成為繼陸、海、空、天后，人類活動的第五疆域。數據作為一種要素，已滲透到一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方面。對一個國家而言，如果數據被對手惡意利用，將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方面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和挑戰。可以說，數據安全已成為國家安全領域的重要議題。網絡間諜活動有哪些主要類型？如何提升防御能力？面向未來，我們如何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記者采訪了復旦大學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沈逸。
國際體系力量對比正經歷深刻變化，個別國家全方位強化指向中國的新型網絡行動
記者：當前我們面臨的網絡間諜活動主要有哪些類型？
沈逸：當前，國際體系力量對比正經歷深刻變化，個別國家將中國定義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之一，全方位強化指向中國的新型網絡行動，不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情報搜集活動，還包括具有明顯攻擊性質的信息操控等新型行動類型，我把它們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持續強化信號情報獲取行動，呈現出“無節制、無底線、無限制”特征。已解密檔案顯示，1947年美國《國家安全法》通過后不久，美國軍方與情報界著手實施了“三葉草行動”，以國家安全名義，要求三家提供全美90%國際電報服務的企業提供全部的國際電報。201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雇員斯諾登披露的相關檔案文件顯示，美國及其核心盟友即所謂“五眼聯盟”，形成并完善了海底光纜信號情報攔截能力，通過所謂的“上游”工具，實現了對海量數據的有效攔截。
第二，形成并完善了以“污染供應鏈”為特征的行動模式。情報攔截的核心，是圍繞加密與解密能力展開的攻防較量。2020年，有媒體披露，二戰后美國中情局在瑞士公司出售的加密設備系統中植入漏洞，通過人為降低加密強度，提升情報獲取效率。此外，美國情報機構在各類硬件防火墻中植入后門，或者通過物流攔截在特定目標采購的硬件中“加密”，使得全球化的產業體系和產業鏈暴露在風險敞口之下。
第三，用社交媒體上個體用戶留下的“足跡”提升用戶畫像能力，輔助支撐傳統的招募與策反行動。美國情報機構通過組建風險投資公司，系統資助并孵化有潛在情報效能提升價值的創新企業，并與之建立了靈活多樣的合作方式。信息時代，美國情報工作通過社交媒體平臺進行更加精準高效的開源情報搜集，對海量數據進行高效篩選，從而形成更加精準的用戶畫像，取代此前線人策反與招募程序之間的人力識別與核查。
第四，通過網絡社交媒體實施非傳統的心理行動。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提出所謂“互聯網自由”戰略，正式將通過社交媒體顛覆他國政權當成美國的一大策略。
網絡安全的關鍵，就在于數據主權
記者：在全球網絡空間治理中，不同國家的表現有何區別？
沈逸：網絡空間是一個典型的非領土空間，與之前曾經出現過的海洋、外層空間以及電磁波頻率類似，不同國家遵循不同的行動準則，在其間展開激烈競爭。
一種奉行“先占者主權”，強調以實際控制能力為主的硬實力，認為國家有多強的實力就可以獲得相應的使用份額。堅持此項原則的國家，往往看重“行動自由”，認為應該盡可能少地運用規則或者其他非實力因素去限制國家的行動，或者為國家的行動設定某種邊界。
另一種倡導“人類共同財產”，主要是技術等硬實力相對弱勢的國家，試圖借助多邊主義以及國際機制保護自身合法利益。奉行該原則的國家相信，必須讓所有國家，包括那些暫時不具備實際技術能力開發利用特定資源的國家，保留一定的資源份額，以便享受到相應的利益。
記者：近年來，發達國家不斷強調“信息自由流動”“數據自由流動”，如何看待“數據主權”問題？
沈逸：互聯網就像道路，路上跑的車相當于數據，車是誰家的、歸誰管，是可以區分的。因此，明確“數據主權”概念，就有了抓手，比如，數據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哪個設備上，這個設備如何管理，誰可以使用。從某種意義上看，網絡安全的關鍵，就在于能否管住這些方面。網絡安全領域的博弈，實質上是國家主權在網絡空間的投影和互動。
根據北約網絡戰指導文件《塔林網絡戰國際法手冊》的表述，網絡時代的“主權”，就是主權國家對位于本國領土上的網絡設備和網絡基礎設施有排他性處分的權力。換言之，這是一種跟著設備和設施走的“設備主權”，通過對“設備”的主權，國家獲得了對存儲在“設備”中的“數據”的處分權力。但是，由于存在技術差距，如今發展中國家的用戶是數據的主要提供者，發達國家的公司則是設備的主要提供者，而這些存儲著發展中國家數據的設備又在客觀上處于發達國家的地理疆界范圍內。因此，發達國家強調“信息自由流動”，意味著鼓勵信息或者蘊含著信息的數據，自由而不受限制地跨越發展中國家的邊界，進入位于發達國家地理邊界的設備里被存儲起來。
應對這樣的挑戰，不能簡單地阻斷數據流動，因為這違反了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和趨勢，并會失去信息技術發展帶來的巨大收益。我認為，相關主權國家應當從以下三點出發，成為“數據主權”的保護者。
首先，用戶創造的數據進入存儲設備的行為，并不意味著數據所有權無條件讓渡給設備擁有方。提供數據的合法用戶擁有確保數據被妥善使用、不威脅自身利益的權益，對數據的處分享有最終的主權。任何對數據的處置應該得到用戶的明確授權，特別是在對數據進行挖掘的時候。
其次，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追求的目標不是阻斷數據的自由流動，或者用主權壁壘分割全球網絡空間，而是要保障所有國家不會因為能力的差異而導致合法利益受到損害。主權國家追求的目標，是數據的使用能夠促進數據初始提供者的利益，而非成為少數掌握技術優勢的行為體過度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
最后，對國際社會來說，對數據的使用和處置，必須遵循人類共同繼承財產原則，也就是盡可能讓大多數的行為體都能從中獲益。掌握技術優勢的先進行為體，無論國家、公司或某種形式的聯合體，都不應該不加節制地濫用自身優勢，威脅、擠壓乃至剝奪弱勢行為體的合法權益。
建設和完善相應的能力體系，有效提升防御能力，保障國家安全
記者：我國應如何提升網絡安全防御能力？
沈逸：面對復雜形勢，我國應當建設和完善相應的能力體系，以有效提升防御能力，保障國家安全。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著力。
系統完善和提升關鍵技術，適應新形勢下的戰略博弈新態勢。2016年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指出，“網絡安全的本質在對抗，對抗的本質在攻防兩端能力較量。”很顯然，提升和完善網絡空間的關鍵技術能力至關重要，這不但涵蓋了傳統意義上的網絡攻擊與防御，還需要將相關的關鍵基礎設施供應鏈納入其中。
建設和完善防御新型安全威脅的制度體系和政策工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反間諜安全防范工作規定》等法律規定，就是完善頂層設計、建立健全制度體系的重要行動。從全球范圍已有實踐看，我們還需要形成更具操作性和針對性、更加完整豐富的政策工具體系，打通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的壁壘等，最大限度地調動各種資源和有利因素，共同應對來自網絡空間的新型威脅。提升和保障網絡時代的國家安全，應對網絡間諜活動的全新沖擊與挑戰，關系國家利益，需要充分動員全體人民，為提升數字時代的國家安全防御能力共同努力。
充分發揮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多邊主義平臺作用，推動全球網絡空間安全與治理的良性變革。全球網絡空間所具有的戰略價值，決定了絕大多數國家都需要一個良性且開放互聯的全球環境。我們應遵循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與目標，為全球網絡空間的安全、繁榮與穩定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面向未來，系統推動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記者：面向未來，我們應如何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沈逸：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網絡強國的重要思想，已在實踐中給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深化對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認識，堅持和加強黨對網信工作的領導。放眼世界，簡單復制和照搬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將自由置于秩序之上的實踐，無論是在線下推進國家現代化的實驗，還是在線上推行超過國家發展階段的互聯網自由實踐，大多導致了政治顛簸與社會動蕩。中國對此有清醒的認識，通過組建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將領導小組升格為委員會等一系列舉措，確立了黨對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堅強領導。通過一系列機制和制度的設計，實現了對數字經濟等活動的有效管控，確保信息技術革命服務中國社會持續穩定發展。
第二，明確目標。究竟是造福人民還是為資本服務，是網絡安全和信息化發展必須要回答的問題。在歐美發達國家，占據壓倒性優勢的是讓網絡安全和信息化為資本獲取最大化的剩余價值服務。在中國，則必須造福人民，這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網絡強國的重要思想的重要內容。這一目標的確立，能夠辯證和有機地處理國家安全、經濟繁榮和個人權益保障三者之間的關系，為中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發展指明了方向。
第三，明確形成以尊重網絡主權平等原則為基礎的全球網絡空間治理新主張，系統推動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相比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新崛起大國，中國最大的特點是，在崛起之前以及崛起的整個過程中，已經與世界緊密聯系在一起。推進全球治理體系的良性變革，已經成為中國國家利益的自覺訴求。中國參與推進全球網絡空間治理良性變革的目標，就是促進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各國遵循互聯互通共享共治的原則，共同制定規則，共同參與治理，共同解決問題，共同分享成果，以一種真正體現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原則的治理結構，讓各國真正從信息技術革命的高速進程中獲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