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中華民族的歷史，也是一部中華文明的建設史。5000多年來，中華民族進行文明建設的核心理念、制度構建的本質特征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我們要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以豐沛的歷史資源厚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歷史底蘊。
文化關乎國本、國運。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深入考察中華民族文明建設的演進歷程和歷史特點，有助于我們以史為鑒，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厚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歷史底蘊，更好地擔負起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中華民族歷來重視文明建設
中華民族的歷史，也是一部中華文明的建設史。自從5000多年前開始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中華文明從未中斷、延續至今。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斷進行文明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文明成果。文明傳承與文明建設不可分割。中國經歷過數種不同的社會形態，也經歷過眾多王朝的更替或各民族政權的并存，但始終保持著文明的連續不斷，根本原因就在于5000多年來中華民族進行文明建設的核心理念、制度構建的本質特征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
夏商周三代是中華文明建設的初創時期，中華先祖不僅創造出豐厚的物質文明，也創造出燦爛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夏朝的建立表明中國進入了以國家制度形態傳承文明的新的歷史時期，結束了因邦國林立而缺乏政治核心的狀況，奠定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政治格局的雛形。商朝國家結構進一步發展，內外服制的國家結構制度構建，大大擴展了商朝的政治影響力與政治凝聚力。周朝推行宗法制與分封制，將血緣關系與政治權力分配相結合，并以禮樂文明鞏固維護這一制度，國家結構更加嚴密完善。夏商周三代是中華民族精神文明建設的奠基時期。經過漫長的演化，作為中華文明傳承最重要載體的甲骨文形成并成熟。甲骨文包含祭祀、天象、田獵、農業、戰爭等許多內容，反映了商人的精神世界。周朝的精神文明突出表現在民本思想的覺醒。從夏商王朝滅亡的教訓中，周人總結出要重視民眾的歷史經驗，提出了“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的著名論斷，出現了“明德”“慎罰”“保民”的德治思想。民本德治思想從此在中國傳統政治文明中占據一席之地，具有重大進步意義。
秦漢至明清的中國傳統社會是中華民族文明建設波瀾壯闊的時期。秦漢王朝所創立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制度、郡縣制度、官僚制度、軍事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監察制度、文書制度等，奠定了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王朝制度文明的基本形態。此后歷經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個時期，制度文明不斷發展完善，其總體方向與趨勢是維護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大一統政治形態。與制度文明建設并駕齊驅，秦漢以降的精神文明建設蔚為壯觀。雖然儒家思想長期居于主導地位，但始終和其他學說處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與社會大眾日常價值觀相融通，在總結歷史經驗基礎上形成了天下為公、民為邦本、天人合一、厚德載物、修齊治平、選賢任能、講信修睦、親仁善鄰、革故鼎新、六合同風、允執厥中、彝倫攸敘等理念，并貫徹在歷代治國理政的政治實踐中，成為中華民族文明建設連續不斷的思想基礎。
中華民族文明建設的歷史特點
中華民族數千年來走著一條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獨特道路，其中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文化的一脈相承，這決定了中華文明建設的高度同質性。但同質不是停滯，是在繼往開來進程中的不斷創新，其根本原因是文化基因沒有改變。
重視大一統內聚性的制度建構。國家是文明的載體，國家形態體現著文明建設的核心理念。大一統是中國傳統國家形態的典型特征，是中華制度文明的核心。自先秦時期開始，中國就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政治理念，秦漢以后全面轉化為政治實踐。一是高度重視中央權威。中央的統攝地位和中央在國家制度總體安排上的權威是大一統的首要特質，數千年的單一制國家政治傳統也因此形成。二是高度重視國家統一。國家統一是歷代王朝不懈追求的目標。中國歷史上分裂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央集權的渙散等，而不是經濟、文化、宗教方面的因素，因此無論怎樣的分裂，最終還是走向統一。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鮮明特點。三是高度重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國歷史上的中央權威不僅表現在權力集中上，還體現在對國家事務的統領與治理上。朝廷制度、郡縣制度、文書制度、選拔制度、監察制度等不斷完善，極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展現出強大的政治凝聚力、民族凝聚力與行政執行力。
重視以民為本的治理理念。中國自西周起逐漸擺脫了神本政治的束縛，重視人民在國家穩定中的作用，強調在國家治理中應當貫徹以民為本的理念。《尚書》中說：“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意指為政要親近人民，不能輕視與低看；人民是國家的根基，根基牢固了，國家才能安定。管子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孔子和孟子主張“仁”與“仁政”，寓含著豐富的“民本”內容。關于民本思想的論述數千年來史不絕書，其核心是積極主張國家應當保民、重民、愛民。中國傳統國家治理中調整土地關系、平均財富、打擊豪強、整頓吏治等措施，都是落實民本思想的具體辦法。
重視德主刑輔的法治觀念。《荀子》中說：“法者，治之端也”。中國傳統國家制度體系中包含著對法治重要性、公平公正性的豐富認識。人們從秦朝的速亡中得出“徒法不能以自行”的歷史教訓。自漢武帝開始，儒家思想被吸收到法律體系中，體現在立法、司法領域，形成德主刑輔特色。德主刑輔以儒家的德治思想為治理社會的主要方式，而把以制裁為主的刑罰放在次要位置，強調明德慎罰，不濫施刑罰。中國古代疑難案件逐級上報的奏讞制度、疑罪從輕制度、錄囚制度，特別是死刑判決的多層次復審制度等，都是明德慎罰的具體體現。
重視選賢任能的選拔制度。《呂氏春秋》中說：“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中華文明高度重視人才的選拔使用，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人才選拔制度。一是注重民意。中國古代的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三大選官制度，前兩者在制度設計初衷上與聽取民意有直接關系。二是維護公平。以科舉為代表的考試選官制度在隋唐時確立。士人自由報考，沒有身份、地位、財產限制，受到社會中下階層的廣泛歡迎。三是德先才后。“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在官員選拔、考核時將儒家思想所強調的德作為第一位的標準，將才作為第二位的標準。
重視協和萬邦的開放包容精神。《禮記》中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中華民族主張天下為公，希望天下平等公道。具體來看，一是追求和而不同。《論語》中孔子用“和而不同”比喻“君子”的高尚品格，《國語》中史伯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論斷，體現了中國人認為美好事物理應共生共榮的理念。二是追求懷遠以德。往圣先賢主張用“仁政”而非“相攻”的方式處理對外關系，“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是中國歷代中原王朝處理與民族政權、周邊國家關系的重要模式。三是追求對外開放。中華文明絕不是封閉的文明，以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為代表的經濟文化交流，促進了包括中國在內的相關國家社會發展與互利共贏。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歷史借鑒
在進行文明建設的5000多年中，無論盛世如歌還是風雨如晦，中華民族始終保持著堅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定力，以自身深厚的歷史底蘊不斷實現著文明更新。今天，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要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的重要要求，以豐沛的歷史資源厚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歷史底蘊。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離不開深厚歷史底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賈誼在《過秦論》中寫道：“‘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從古今結合的角度汲取治國理政的智慧，是中華民族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結果，是從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走出來的文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絕不是中斷、消滅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而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讓古老文明在內生性演化中不斷賡續更新，在深厚歷史底蘊基礎上實現創新發展。
科學借鑒中華文明建設的歷史智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包含著很多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可以汲取的歷史智慧。比如，從制度文化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單一制制度形態就是歷史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制度根基所在；民本思想影響下的歷代中央政權的治理措施、議政方式、決策過程、施政形式，也有可取的制度因素。再如，從思想文化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民本、大同、公平、平等、自由、和合等思想理念，可以為現代文明建設提供豐厚滋養。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需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
認真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研究工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蘊含著我們今天建設現代文明所需要的諸多元素。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需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我們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本著科學的態度，認真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研究工作，不斷深化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認識。我們要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不斷深化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規律性認識、歷史性認識。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23年09月25日 1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