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約翰內斯堡1月7日電 題：中非傳統價值觀為國際合作提供全新“南方”視角
——專訪南非納爾遜·曼德拉大學商學院研究員劉釗軼
中新社記者 孫翔
南非烏班圖思想倡導“仁愛、共享”，與中國儒家“仁民愛物、天下大同”的理念不謀而合。中非傳統價值觀的交匯融合，對中非合作及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有何積極作用？中新社“東西問”就此專訪南非納爾遜·曼德拉大學商學院研究員、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南非分院院長劉釗軼。她認為，兩種思想交匯融合為國際合作提供了全新的“南方”視角，更強調多元文化的平等性與互補性，提出了一種去中心化的合作模式。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理解烏班圖思想？
劉釗軼：“烏班圖”源自南非及更廣泛非洲地區的傳統智慧，其核心在于“我因人人而在”，強調個體與集體不可分割的關系。這一理念沒有停留在哲學層面，而是深深融入南非社會，成為其文化基石之一。
“烏班圖”強調團結、互助與責任分擔。它賦予了南非社會一種獨特的凝聚力，特別是在南非結束種族隔離制度后的社會重建過程中。以德斯蒙德·圖圖(Desmond Tutu)大主教和南非前總統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為代表，南非倡導以烏班圖思想推動和解與社會融合。這種價值觀使南非在經歷長期社會分裂后，能夠逐步邁向一個更加包容與和諧的社會。
在我參與的中非合作項目中，烏班圖思想也成為中國企業和組織融入南非社會的重要橋梁。許多成功案例證明，尊重并踐行烏班圖思想的企業往往能在南非獲得更大的社會支持與長期發展空間。
中新社記者：中國傳統的“天下大同”理念與烏班圖思想有哪些相近之處？
劉釗軼：這兩種思想對個人與集體關系的詮釋在目標上有高度一致性，即通過平衡個體權利與集體責任，追求社會的整體和諧。在中非合作中，這兩種思想幫助打破傳統的文化壁壘，促成更加平等和包容合作關系的形成。
“天下大同”為國際合作提供了一種超越邊界的倫理框架。它的核心在于倡導一種全球化的責任意識，強調各方的共同福祉而非局限于利益分配。通過這一思想，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何在多邊合作中平衡各方需求，使參與者能夠從整體視角重新審視自身角色。例如，在應對全球性危機(如氣候變化或公共衛生挑戰)時，“天下大同”啟發合作各方將重點放在長期目標上，摒棄短期利益之爭。這種宏觀的視角，幫助國際社會在制度設計上更加公平，并促使全球治理框架更加包容，推動所有參與者共同應對人類面臨的挑戰。
“烏班圖”則為跨文化理解提供了一種具有深刻現實意義的實踐方法。在國際合作的復雜背景下，文化沖突和誤解常常成為阻礙項目推進的隱形障礙，而“烏班圖”以“我因人人而在”的互聯理念，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切實路徑。它提醒參與者關注人際關系的修復與信任的建立，將文化的共通性置于合作的核心。在許多中非合作項目中，“烏班圖”表現為本地社區通過對話和共享資源，減少因文化差異帶來的不適與矛盾。這種做法不僅使合作更具彈性，也讓參與者之間的文化尊重和情感連接更加牢固。
中新社記者：“天下大同”與“烏班圖”的理念主張在中非合作實踐中有何積極作用？
劉釗軼：在企業社會責任領域，這兩種思想的融合為中非合作創造了新方式。例如，在南非的某些扶貧項目中，中國企業不僅專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完成，更注重如何提升本地社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在一次農村社區的飲水工程中，中國企業在設計階段就邀請社區成員參與需求分析，確保項目符合當地實際。這種方式不僅提高了項目效率，也通過社區的積極參與強化了集體責任感。這種基于合作與共贏的做法，既反映了“天下大同”思想對共同繁榮的追求，也融入了“烏班圖”強調的群體協作精神。
在教育與青年發展方面，“天下大同”與“烏班圖”的結合也產生了作用。例如，在南非東開普省開展的青年技能培訓計劃中，我所在的團隊特別注重引入“烏班圖”式的互動模式，推動青年之間的合作學習和知識分享。與此同時，“天下大同”所倡導的公平與普惠理念，使培訓計劃更加注重對弱勢群體的支持。項目結束后，不少參與者不僅獲得了就業機會，還主動在社區中成為導師，幫助其他青年。這種“個人成功帶動集體進步”的結果，正是兩種思想相結合的最佳體現。
中新社記者：“天下大同”與烏班圖思想相結合，如何為國際合作提供全新“南方”視角？
劉釗軼：這兩種思想為解決文化主導權的不平等提供了可能性。在國際合作中，西方的主導性話語長期占據主流，而“天下大同”與“烏班圖”的交匯融合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南方”視角。它們強調多元文化的平等性與互補性，提出了一種去中心化的合作模式。
這種模式尊重不同文明的獨特貢獻，為多極化的國際社會提供了新的倫理基礎。在中非合作的背景下，這一點尤為重要，它表明合作不應只是技術或資源交流，更應是文化經驗的共享與融合。
最具啟發意義的是，這兩種思想還對如何提升國際合作的韌性提出了實踐建議。全球化帶來的問題往往是復雜、多層次的，僅依靠單一的技術解決方案或政策調整難以奏效。而“天下大同”與“烏班圖”分別從整體規劃與個體互動的角度，提供了應對這些復雜問題的雙重路徑。例如，在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國際合作中，“天下大同”鼓勵將目標設計為多方共贏的系統性計劃，而“烏班圖”則提醒在實施過程中不可忽視基層參與的重要性。這種綜合的智慧，為實現全球合作的真正平等提供了藍圖。
展望未來，“天下大同”與“烏班圖”不只是中非傳統文化的象征，更有可能成為全球社會應對復雜挑戰的文化坐標。它們所包含的思想內核，強調個體與集體的平衡、長遠發展的目標以及多元文化的共存，在當前全球化進程面臨多重矛盾與沖突的背景下，具有現實意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