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大學供圖
"> 和龍大洞遺址出土的細石葉技術產品。
遼寧大學供圖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 下湯遺址發現的食物加工場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供圖
"> 寺洼遺址出土的馬家窯類型彩陶缽。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供圖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 周原遺址出土的“胐”刻辭甲骨。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 武王墩一號墓出土的三件一組的箍口鼎。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 景德鎮市元明清制瓷業遺址群出土的永樂青花大盤。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萬年下湯遠古村落的圖景是怎樣的”“武王墩一號墓墓主人是誰”……日前，“2024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24年中國考古新發現”上揭曉，吉林和龍市大洞舊石器時代遺址、浙江仙居縣下湯新石器時代遺址、甘肅臨洮縣寺洼遺址馬家窯文化聚落、陜西寶雞市周原遺址、安徽淮南市武王墩戰國晚期一號墓、江西景德鎮市元明清制瓷業遺址群6個項目入選。這些項目時代跨度從舊石器時代到明清時期，展現了我國考古工作發掘與研究并重等特點，刷新了相關歷史認知。
吉林和龍市大洞舊石器時代遺址
勾勒長白山遠古人類之家面貌
殘雪還在，體型不同的動物正在活動……這是遼寧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徐廷在匯報和龍大洞遺址考古發掘成果時展示的一張圖，將大家的目光拉回至數萬年前。
和龍大洞遺址位于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和龍市崇善鎮大洞村，坐落在長白山東麓，圖們江與紅旗河交匯的玄武巖熔巖臺地之上，是目前東北亞地區規模最大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曠野遺址，年代距今5萬至1.5萬年，文化層分為3個階段。
“經過連續4年的主動性考古發掘，目前為止，出土石制品及動物化石2萬余件。”徐廷說，“其中，出土了東北亞最早的壓制細石葉技術產品和刃部磨光石器，以及具有象征意義的帶刻劃痕跡骨片和石雕塑，發現了可能與古人類居住相關的石圈遺跡以及對于動物骨骼的利用行為。”
距今5萬年至3萬年，這里就開始使用黑曜巖原料制作石制品，是目前世界范圍內最早開發利用黑曜巖原料的遺址之一。“黑曜巖原料的來源主要是長白山，但也有少量外來原料。”徐廷說，“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發現了大量哺乳動物化石，保存狀況較好，可鑒定種屬包括鹿、野牛、野馬等。另外在1件長骨碎片表面清晰可見淺線條刻劃痕跡，將骨片分為上下兩部分，是目前東北亞地區發現年代最早的線雕骨器。”
距今2.8萬年至2.4萬年，已經采用壓制法進行剝片，是目前東北亞地區發現年代最早的采用壓制法剝制細石葉的遺址之一。“2024年，我們還發現了一組人工石圈遺跡，初步分析應為古人類簡易棚屋遺存。”徐廷說。
時間來到距今1.7萬年至1.5萬年，包括楔形、船形等多種類型的細石核和壓制剝片的石葉石核等，預制精細，形態穩定，工具以雕刻器、端刮器為主，標準化程度高。此外，該階段發現的赤鐵礦材質的石雕塑以及疑似石容器殘片，均是同時期東北亞地區同類遺存中最早的。
徐廷表示，和龍大洞遺址擁有中國長白山地區乃至東北亞地區年代最早、最清晰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序列。“石制品形態規整、制作精美、技術成熟，是開展石器技術、功能研究的絕佳載體。此外，線雕骨制品、疑似棚屋、局部磨光石器石質雕刻品等遺跡遺物的發現也是古人類技術革新、文化發展的重要見證。”
專家表示，和龍大洞遺址考古發現不斷刷新學界關于舊石器時代晚期東北亞古代人群生產生活方式的既有認識，對于探討東北亞史前文化演化與互動、人群擴散與環境適應以及細石葉技術的起源等關鍵學術問題具有重要價值。
浙江仙居縣下湯新石器時代遺址
初步呈現萬年下湯遠古村落的圖景
“作為稻作文明搖籃的長江流域，從河姆渡文化的發現，到湖南彭頭山、八十垱等遺址的發掘，再到21世紀初上山文化的石破天驚，不斷刷新人們對長江流域史前歷史的認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仲召兵的匯報從下湯遺址開展考古發掘的學術背景說起，“上山文化的發現，明確展示了萬年之際，人類定居與水稻栽培的緊密結合和同步跨越。”
近年，上山文化在稻作農業溯源演進，衢州皇朝墩、澧縣李家崗在早期水稻田體系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但是，早期稻作文化遺址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因發掘面積小、保存狀況差等原因，其聚落形態成為我們深入認識其社會結構的制約，需要選擇典型遺址進行‘解剖麻雀’的探索。下湯遺址就是在這一背景下開展工作的。”仲召兵說。
下湯遺址位于浙江省臺州市仙居縣，是目前上山文化中分布最南端的遺址。遺址四面環山，東西臨水，發現于1984年，面積約3萬平方米，目前已累計考古發掘面積達2250平方米，發現了壕溝、人工土臺、器物坑、房址、食物加工場所、紅燒土“廣場”、溝渠等遺跡，出土上山文化時期遺物400余件，初步呈現了萬年下湯遠古村落的圖景。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戴向明點評表示，這一遺址全景式地展現了早期稻作農業社會的豐富場景。
遺址文化層堆積厚達2.5米，包括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大階段，縱貫新石器時代的始終。
考古發掘通過多學科合作研究揭示出更多的細節。據介紹，下湯遺址植物遺存的分析結果顯示：下湯遺址整個新石器時代利用的主要植物資源為水稻，果實是重要的補充性資源。在雜草組合方面，莎草科在上山至河姆渡階段占據著主導地位，到了好川時期藜屬的大量出現才改變這一格局。“這或許暗示了作物種植策略的某種變化。而相關分析則顯示，上山階段就已達到了較高的馴化率。”仲召兵說。
專家表示，下湯遺址是我國萬年文化史的重要實證，為研究區域文化演變和萬年稻作農業史提供了連續性的新材料；它展示了上山文化時期土臺林立的全新聚落格局和社會組織結構，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聚落要素最為完備、結構最為清晰的定居村落之一，為研究我國南方地區早期稻作農業社會的形成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樣本。
甘肅臨洮縣寺洼遺址馬家窯文化聚落
展現5000年前黃土高原西部早期社會發展水平
從地理位置上看，寺洼遺址位于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寺洼山村。遺址西靠九龍山，面向洮河，遺存主要分布在山前平緩坡地上，發現有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寺洼文化以及辛店文化遺存，面積約200萬平方米。
“1924年，安特生首次發現該遺址，1945年夏鼐在此開展考古發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郭志委說，“2018年至202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對寺洼遺址進行了7次發掘，揭露面積近4000平方米，發掘出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
郭志委介紹，馬家窯文化是仰韶文化的繼承者和發揚者，以高水平專業化彩陶生產、交換和貿易為特色，重視商業和城市的發展，創造了史前彩陶藝術的巔峰，孕育了西部諸多考古學文化，開辟了東、西方交流的早期通道。它作為黃河上游一支重要考古學文化，涉及地域廣、影響范圍大，距今約5000年至4000年。“寺洼遺址的考古發現，首次確認了馬家窯文化高等級、中心性聚落。該聚落是目前已知規模最大、內涵最豐富、級別最高的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
從考古收獲來說，寺洼遺址馬家窯文化聚落首次發現史前時期三重近方形布局的大型“圍壕（溝）”，其始建和主要使用年代為馬家窯類型時期，距今約5000年，是國內已知最早的多重近方形“圍壕（溝）”結構。“此外，還發現近百座房址、大量灰坑和窖穴、十余座陶窯及數座墓葬，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積‘人工堆土’的線索，體現出寺洼遺址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的豐富內涵。”郭志委說，“‘圍壕’內側發現多處手工業生產生活區，凸顯出手工業生產在馬家窯社會中的獨特地位。制陶區布局新穎，很可能是區域性制陶中心。”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韓建業表示，馬家窯文化被發現距今已有百年，但人們對馬家窯文化僅知大概時空框架，其聚落形態、社會組織、文明進程模糊不清。寺洼遺址的發掘，對于完善馬家窯文化的年代分期譜系、深入了解其手工業狀況和對外擴散動因有重要價值。它展現了5000年前黃土高原西部早期社會的發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補了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黃河上游核心腹地關鍵時期的空白，極大豐富了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內容及模式。
陜西寶雞市周原遺址
為判斷其為滅商前周人都邑提供了關鍵證據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詩經·大雅》記錄了周人遷岐的故事，此處“岐下”即為岐山之南的周原地區。自此，周人在岐下生產生活，步步壯大，為周的興盛與伐商，奠定了基礎。
周原遺址位于陜西岐山、扶風兩縣北部交接處，是從先周時期開始一直延續整個西周時期的一處大型都邑聚落，是周王朝崛起和建立后最重要的遺址。從1942年起，幾代考古人接續探索，逐步揭開該遺址的神秘面紗，讓歷史記載得到了考古的呼應。1982年，周原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種建榮介紹，為進一步揭示周原遺址商周時期聚落結構，近年來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對周原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以尋找墻垣體系與先周文化大型建筑為重點，通過“大范圍追蹤性鉆探”與“重點部位針對性發掘”，實現了聚落考古的重要突破，取得了一系列考古成果——發現了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群以及西周時期宮城、小城、大城三重城墻，出土了200余片卜甲、卜骨，初步辨識出刻辭180字，這些甲骨文涉及天文歷法、歷史地理等方面，對解開相關歷史謎題有著極高的學術價值。
建筑遺址是記錄文明的載體，也是認識文明的維度。“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的發現，填補了以往周原遺址先周時期高等級遺跡的空白。通過一系列考古證據可以判定，周原遺址就是古公亶父遷岐之地。”種建榮說，“三座城垣的發現，揭示了周原都邑的空間結構和布局，將以往零散的大型建筑、銅器窖藏、墓葬等納入了不同層次的城市空間。這是周原遺址和西周都邑結構與形態的重大突破。”
值得關注的是，出土的甲骨中，卜甲、卜骨共存，背甲多、腹甲少，文字方向多樣。“從內容上來說，包括周王‘呼令’諸侯等。首次發現月相名‘朏’，這證實了傳世文獻記載的可靠性，對于研究早期月相與歷日、復原西周年代等問題有重要價值。此外，首次在甲骨文發現的‘秦人’刻辭，是迄今對秦的最早記載。”種建榮說。
專家表示，先周時期大型夯土建筑群的發現，為判斷周原遺址為滅商前周人都邑提供了關鍵證據。周原大城、小城、宮城三重城墻的發現，特別是宮城南門與大城東門的發掘，不僅促進了對周原聚落形態與性質的認識，更提供了中國城市發展史不可或缺的研究資料。
安徽淮南市武王墩戰國晚期一號墓
墓主人初步確定為戰國晚期的楚考烈王
武王墩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鎮，是一處戰國晚期楚國的高等級大型墓地。“2020年，武王墩考古工作啟動。前期勘探100萬平方米，基本摸清陵園布局……2024年11月至12月，拆解提取木槨室槨墻及底板，清理墓坑底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方玲介紹了從2020年至今的考古發掘工作。
這期間，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協調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廈門大學、山東大學等考古機構、高校參與，開展武王墩主墓（一號墓）的考古工作，對其進行了發掘，確認該墓為一座大型的“甲”字形豎穴土坑墓，由封土、墓道、墓壙、槨室（棺室、邊室）組成。
據方玲介紹，武王墩一號墓的木槨室，是考古發掘首見的結構完整的九室多重棺槨，是討論戰國時期楚王棺槨分室制度和多重棺槨的重要樣本；一號墓的棺槨所用木材上均寫有墨書文字，格式大體一致，內容存在差異，是目前發現數量最多、等級最高、內容最豐富的楚國墨書文字；一號墓還出土了基本完整的禮容器、禮樂器組合，是討論楚王喪葬禮制中“器用制度”的重要資料。
“其中，出土的九件束腰平底升鼎與八件銅方座簋搭配，構成了九鼎八簋最高等級的器用組合。此外，目前已在禮容器的內容物中鑒定出動物遺存17種、植物遺存13種，動植物遺存保存狀況良好，為了解楚國喪葬祭祀活動中的鼎實制度、楚國生業經濟、飲食情況提供了重要資料。”方玲說，“樂器面貌與戰國早、中期高等級楚墓相比變化較大，大型組合編鐘被數量龐大的絲竹類樂器取代，生動呈現了戰國時代楚國禮樂文化的發展演變。”
數據顯示，經過近五年的考古發掘與近半年的資料整理工作，武王墩一號墓編號文物已過1萬件，數量十分龐大，種類包羅萬象。其中，武王墩一號墓中出土的文物中，有大量非楚國文化因素的器物，比如以銅豆、銅圓壺為代表的三晉文化器物，以漆木耳杯為代表的秦文化器物等。這些文物生動地反映出了戰國時代各區域文化間的密切交流，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生動體現。
武王墩一號墓是經科學發掘的迄今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結構最復雜的大型楚國高等級墓葬，墓主人是誰？據方玲介紹，綜合墓葬規模、棺槨結構、出土器物風格與組合、古文字資料、人骨初步鑒定結果、歷史文獻等資料，初步確定一號墓墓主人是戰國晚期遷都壽春的楚考烈王熊元。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徐良高表示，武王墩墓的考古發現為研究戰國晚期楚國高等級陵墓制度，以及楚國東遷后的歷史文化，提供了系統性的考古資料。
江西景德鎮市元明清制瓷業遺址群
揭示了明清兩代御窯廠的歷史變遷
位于江西的景德鎮因瓷而生，因瓷而名。其域內分布有大量瓷窯址遺存，這些遺存描繪了當時的瓷業發展面貌。
據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李兆云介紹，景德鎮市元明清制瓷業遺址群2024年度考古發掘涉及14個遺址點，分別關注鎮區瓷業發展、原料來源產區、燃料來源產區、道路交通網絡、多元宗教信仰等方面，具體包括御窯廠遺址、落馬橋遺址、高嶺瓷土礦遺址、東埠明清碼頭和古街、建溪碼頭、劉家下弄、泗王廟等，發掘面積超過2000平方米，遺存時代從南宋晚期到近現代。
目前為止，各發掘點均取得重要收獲——御窯廠遺址、落馬橋遺址和觀音閣窯址的考古發掘，揭示了明清兩代御窯廠的歷史變遷和南宋至近代鎮區民窯的發展脈絡；原料產區和燃料產區是景德鎮地區此類遺存首次進行的科學考古發掘。其中高嶺瓷土礦遺址的發掘，發現了3期與瓷土開采加工相關的實物遺存；劉家下弄、詹家下弄、獅子下弄道路交通網絡的考古發掘，揭示了景德鎮因瓷業發展導致的城市變遷；泗王廟、天后宮和清真寺的發掘，說明因瓷業發展，區域間的文化交互加強，因而產生了多元的宗教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建溪河是景德鎮窯柴的重要產區，通過對建溪碼頭和樟村塢碼頭的發掘，揭示了碼頭的建筑結構。“窯柴供應地的擴大實證明清以來景德鎮瓷業的持續興盛。”李兆云說。
李兆云表示，通過此次考古發掘，首次考古證實了景德鎮的城市布局；證實了宋朝景德鎮全鎮區已經存在廣泛瓷器生產，同時從宋代至清初因瓷器生產和窯業垃圾填埋導致前街（中山路）以西江灘的地貌變化情況；厘清了從宋到清的瓷業手工業發展不同階段在景德鎮的變化情況，尤其是明代中期到晚期和清代前期的兩次社會大分工，實現了瓷器生產內部的分工和原料加工外遷以及產品銷售的分工；進一步證實御窯技術對景德鎮瓷器生產在明代晚期后的深刻影響：帶動了景德鎮瓷器生產技術的整體提高，為景德鎮成為“瓷都”奠定了技術基礎。
專家表示，上述發現可為研究600余年間景德鎮瓷業面貌、聚落擴展、城市結構與管理、人群組成和信仰、原料開采與加工運輸、景德鎮市內手工業分工與形態的變化、御窯和民窯的關系、市場需求對景德鎮產品的影響等內容提供第一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