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后頭幾周的所作所為不是一時沖動，而是一心要帶領美國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會對中國經濟前景產生影響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分析一下中國的結構性優勢，即那些不依賴外部因素的優勢。中國至少具有六項結構性優勢。
第一，中國擁有規模龐大的國內市場，平均生產成本較低，從而確保了高科技和重工業產品的價格優勢，并實現了規模經濟。因此，無論中國是否進入海外市場，國內企業都可以生產出具有價格競爭力的產品。
第二，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數據，中國居民儲蓄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超過44%，遠遠高于大多數西方經濟體。美國的這一比重約為18%，世界平均水平是27%。在此基礎上，中國可以在確保宏觀經濟穩定的同時拉動國內消費，并在貿易沖突中減輕出口下降對GDP的影響。
第三，中國加大對優質教育的投入，打造一支效率高、適應性強的勞動大軍。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口更加理解預算約束的作用、為實現國家長期戰略目標擱置短期愿望的意義以及制定發展政策時需要考慮一系列阻礙因素，由此增強社會凝聚力，而這正是推動投資和GDP增長的關鍵因素。
第四，自古以來，中國就致力于借助知識和技術來促進生產發展。中國發明了火藥、機械鐘、指南針、印刷術和造紙術等。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持續加大研發經費投入，不斷攀登科學高峰，進而可在多個前沿領域與西方媲美。
第五，就促進經濟增長而言，中國政治制度具有西方經濟體所沒有的優勢。中國領導層在設計和落實經濟政策時非常務實，有意愿有能力優化財政和貨幣政策，實現發展目標。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僅有助于維護社會穩定，而且確保了目標、戰略和政策的連續性。有鑒于此，私人資本愿意加大投資力度并做好承擔長期風險的準備。
第六，從1840年到1945年，中國遭到西方列強以及某些鄰國的攻擊和入侵，中國共產黨為抵御外辱發揮關鍵作用。這段“百年屈辱史”令中國人民奮發圖強，艱苦奮斗，團結奉獻，尋求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增強了中國的經濟競爭力。
西方可能會加深對中國的敵意，這主要源于對自身經濟前景的擔憂。西方發動關稅戰意在阻礙中國發展，卻忽視了中國的結構性和歷史性因素，正是這些優勢促進了中國的發展，并賦予其活力和可持續性。根據一些分析人士估算，中國出口額占GDP的比重接近18%。如果西方加征關稅導致這一比例降至14.4%，中國仍然可以通過拉動國內消費抵消相關影響，比如將儲蓄率降低3.6個百分點，降至41%左右。即便如此，中國的儲蓄率仍然高于西方平均水平。也就是說，關稅戰對中國GDP的影響微乎其微。
此外，美國新一屆政府的所作所為無意中擴大了“中國朋友圈”。美國政府似乎已經開始東征西討，不但將朋友變成敵人，還向盟友們不看好的國家示好。近期，美國國際開發署預算削減，可能嚴重損害那些受援國和群體的利益。
19世紀的門羅主義和“天定命運論”正在卷土重來，嚴重損害了美國同丹麥、巴勒斯坦、一些阿拉伯國家、加拿大以及巴拿馬的關系，并被世界其他地區視為一種警告。美國政府推行重商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對美國的伙伴和對手均構成威脅，同時違背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多邊規則和雙邊貿易條約，而這些恰恰是美國數十年來推動落實的。
美國將加征關稅威脅和實施制裁與中美地緣政治競爭聯系起來，這同美國在宣揚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時所傳遞的關鍵信息可謂自相矛盾。
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令人側目，或將促使許多國家重新審視華盛頓的誠意與真實意圖，并考慮加強與中國的合作，逐步疏遠美國。畢竟，中國致力于促進貿易且不附加任何條件，而美國推行重商主義又不擇手段。
總而言之，憑借自身結構性優勢，中國不斷鞏固經濟發展勢頭、提升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的聲明和決策或許適得其反，反而有助于改善中國經濟前景，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
(作者系西班牙IE商學院教授、北京對話俱樂部高級研究員、哥斯達黎加前總統顧問奧托恩·索利斯·法利亞斯)
(英文原文刊發于《中國日報》智享匯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