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按照“天網(wǎng)”行動統(tǒng)一部署，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針對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國家工作人員、重要腐敗案件涉案人等人員的紅色通緝令。在這些外逃人員可能逃往的國家和地區(qū)之中，逃往美國的最多。(《北京青年報》4月23日)

　　紅色通緝令上有一些耳熟的名字，如涉貪2.532億元的“浙江女巨貪”楊秀珠，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之子程慕陽，攜數(shù)億元公款潛逃的原中儲糧河南周口直屬庫主任喬建軍……這些人迄今仍逍遙法外，讓人感慨。盡管有些人曾被紅色通緝令通緝，但大部分人員系首次出現(xiàn)在紅色通緝令中，這是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首次公布百份紅色通緝令，由此可看出中央反腐的決心，以及“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也難逃懲處”的嚴肅宣示。

　　姓名、性別、原工作單位及職務、身份證號碼、外逃所持證照信息、外逃時間、可能逃往的國家和地區(qū)、立案單位、涉嫌罪名、發(fā)布紅色通緝令時間和紅色通緝令號碼，百名外逃人員的信息悉數(shù)公布，說明我國對他們的情況盡在掌握之中，這不僅可震懾外逃人員，也為國內(nèi)某些圖謀外逃的人員敲響了警鐘，還能動員公眾舉報和參與追逃。

　　在為發(fā)布紅色通緝令點贊的同時，也更應該看到其背后的現(xiàn)實命題。

　　比如，百人中2013年外逃的最多，高達12人，這或許是因為十八大以來反腐呈高壓之勢，一些人看風向不對便溜之大吉。值得注意的是，百人中，四分之一擁有多個護照，其中，深圳玉威實業(yè)公司總經(jīng)理朱海平、浙江昌大進出口有限公司經(jīng)理邱耿敏各擁有5本護照。這些人之所以外逃得逞，顯然與其擁有多個護照大有關(guān)系，這就說明需要強化監(jiān)管護照。

　　還比如，百名外逃人員中逃往美國的最多，共計40人；逃往加拿大的次之，為26人；而新西蘭、澳大利亞、泰國、新加坡，也是相對集中的逃往地。他們之所以以美國為首選，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美尚未簽訂引渡條約。前不久，外交部條法司司長徐宏稱，美國法律規(guī)定只有在簽訂雙邊引渡條約的情況下才能開展合作，即使是《聯(lián)合國反腐敗公約》，美國也認為不能作為引渡的法律依據(jù)。此外，2013年6月，中國與加拿大談判完成“分享和返還被追繳資產(chǎn)協(xié)定”，但尚未正式簽署。中國早就和澳大利亞簽訂了引渡條約，中方雖已通過，但澳大利亞議會尚未予以批準。諸如此類的制度性障礙，使一些貪官將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當成犯罪避風塘。但隨著中外合作反腐的持續(xù)推進，貪官不可能永遠逃下去。

　　再比如，此次公布的百名人員中，在黨政機關(guān)和企事業(yè)單位擔任“一把手”的多達48人。另據(jù)統(tǒng)計，涉貪涉受賄比例超60%。這同樣值得警惕。對一把手的監(jiān)督，無論怎么強調(diào)都不為過，有的一把手，用人“一句話”、花錢“一支筆”、決策“一張紙”，對其缺乏足夠制衡，不僅容易貪腐，還容易造成決策失誤。一旦貪腐，后果嚴重。

　　當然，并非只有一把手才會腐敗，權(quán)力不受監(jiān)督，清水衙門也可刮出油水。上述通緝令中的李華波，就是“小官巨貪”的突出例子，他曾任江西鄱陽縣財政局經(jīng)建股股長，涉嫌卷走9400萬元公款，2011年舉家逃到新加坡。更耐人尋味的是，通緝令中并非全是貪官，還有一名副教授——云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郭欣，隱瞞犯罪所得，逃亡美國；還有普通職工——原江蘇省交通廳職工劉全洲，涉嫌貪污，2002年3月外逃。這些“小嘍啰”也上了通緝令，告誡各方“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莫犯罪，犯罪了就不會讓你逍遙”。

　　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副局長段大啟表示：“紅色通緝令一經(jīng)發(fā)布以后，具有全球布控的效果。”有了紅色通緝令并不等于這些人很快就會被抓獲，但外逃人員的好日子不會太多了，他們最好的出路就是自首。紅色通緝令一方面通過布控，有助于將外逃人員抓獲；另一方面也提醒監(jiān)管部門，要扎緊制度籬笆，不讓相關(guān)人員有機會外逃。(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