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嚴苛”的企業制度高懸，身邊有“先進”的工作榜樣激勵，大家為了保住難得的職位，不得不忍耐超時加班之苦，加之來自家庭、社會輿論對于過度工作的褒揚，共同作用之下，促成了難以逆轉的“加班潛規則”

　　職業病防治法只是對于明顯存在職業侵害的問題進行了規定。對于加班導致的過勞現象，因為這是一種慢性的長期積累，職業病防治法中并未列入，也就沒有對這方面的規范

　　趙霞現在最希望的，就是能好好睡一覺，休息一下。

　　作為北京市一家大型影業公司的宣傳總監，這半個月來，趙霞感覺身體快耗干了——連續6場大型發布會，每天上班要開十幾個會，晚上一兩點回家是很稀松平常的事。

　　趙霞的工作狀態不過是當下職場生態的一個縮影。

　　今年的5月1日，是第66個中國法定勞動節。在加班已然成為普遍問題的當下，如何在工作和健康之間找到平衡點，成為職場人士最為關注的話題。

　　難以逆轉的“加班潛規則”

　　近日，某打車軟件發布了“北京加班大廈實時榜”，榜單上列出了100家加班公司，趙霞的公司亦位列其中。

　　“我現在只有工作沒有生活。”趙霞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今年3月30日是趙霞所在公司其中一個項目成立一周年，為了這個周年發布會，今年過年趙霞幾乎沒有休息過。

　　她告訴記者，從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底發布會前，每天晚上11點下班算早的，有時候甚至要工作到凌晨三四點。

　　之所以要加班到凌晨，是因為趙霞是項目負責人，“白天基本干不了活，一個項目有很多模塊，每個模塊的人都需要跟我來對接，哪里有什么問題、怎么解決，都是些很細碎的瑣事，我自己的活只有等到晚上干”。

　　有各種媒體的通稿要寫，有領導發言稿要寫，要做各種PPT,還有外宣以及很多意想不到的瑣事，這些都需要趙霞來處理。

　　有天晚上兩點多開完會，趙霞回到家后哇哇大哭，她說實在是太累了。

　　晚上回到家，卸妝成了一項巨大的工程。“就想直接倒到床上睡覺。”趙霞說，后來，她索性素面朝天地去上班，隱形眼鏡也不戴了。

　　在競爭日益激烈的職場，加班已經成為工作常態。一個公認的說法是，上有“嚴苛”的企業制度高懸，身邊有“先進”的工作榜樣激勵，大家為了保住難得的職位，不得不忍耐超時加班之苦，加之來自家庭、社會輿論對于過度工作的褒揚，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難以逆轉的“加班潛規則”。

　　“好像沒有哪個單位不加班吧。”在某部委工作的張倩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她的工作狀態是，有項目的時候，根本顧不上家里，每天早上8點半按時上班，晚上11點多回家，到家倒頭就睡。項目什么時候結束，這種狀態才隨之結束。

　　《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2013年報告》顯示，中國勞動力加班較多，普遍存在工作時間較長現象。

　　從加班及加班的時間、工資來看，有超過三分之一(38.42%)的雇員在被調查時點的上個月加過班；但是，加班雇員中只有不到一半(45.57%)領取了加班工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接近一半(45.44%)的加班雇員無任何補償。

　　調查發現，在過去兩年里他們都或多或少地遇到過勞動報酬不合理、超時加班、工傷等問題(分別占25.14%、27.05%、6.45%)，相比而言，遇到了超時加班和勞動報酬不合理問題的雇員比例較高，遇到工傷問題的雇員較少。

　　有社會學者認為，與其說加班是基于一種責任感而工作，不如說是基于一種危機感而工作。

　　在勞動觀念方面，上述報告亦指出：中國勞動力對目前工作的整體評價較高，但在收入、工作環境等方面評價較低；謀生仍然是勞動者第一位的工作價值。

　　法律尚無“過勞死”概念

　　每次出差在飛機上的兩三個小時，是趙霞最放松的時候，“真正體會到偷得浮生半日閑的感覺”。

　　盡管忙完每個項目會有幾天的調休時間，但這種加班的狀態其實是趙霞正常的工作節奏。

　　她現在最擔心自己的身體，健康對她來說是目前最重要的事。

　　“你看我現在哪有時間去健身，更別提什么健康管理了。我媽特意從老家來北京，每天給我做飯，可是我連在家吃飯的時間都沒有。”趙霞說。

　　她辦的游泳年卡已經快過期了，游泳的次數用她的話說，一只手就能數得過來。

　　半個月前的一則新聞備受關注，廣東省深圳市36歲的IT男張斌在凌晨一點發出最后一封工作郵件后，在公司租住的酒店馬桶上猝死。

　　他的妻子閆女士說，張斌經常加班到凌晨，有時甚至到早上五六點鐘，上午又接著照常上班。

　　2010年《中國城市白領健康狀況白皮書》顯示，目前我國大城市的白領亞健康比例達76%，處于“過勞”狀態的接近六成。

　　按照中華全國總工會勞動保護部部長張成富的說法，“過勞死”不僅僅威脅著在生產線上勞作的普通工人，目前還呈現出向高科技領域、“白領”階層蔓延之勢。

　　張倩告訴記者，因為工作壓力大，她的同事有的得了神經性耳鳴，有的心率過慢。

　　“部里如果有大的外事活動，每天的弦真是繃得緊緊的。”張倩說，再加上領導要精益求精，每一封電子郵件都要查看，不能有一點紕漏。

　　因為工作性質的原因，張倩的工作不能出一點差錯，任何一個細節做得不好，都可能造成重大失誤。

　　“很多時候早上六點多會突然醒來，然后就開始盤算今天的工作。”張倩說，那時候哪里還會想什么身體健康不健康，家里能不能顧得上，腦子里只有兩個字“工作”，快瘋了。

　　對于張倩而言，一段時間的密集加班后，單位通常會有一段時間給員工休整，但是心理壓力是無法解決的。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智曾指出，職業病防治法只是對于明顯存在職業侵害的問題進行了規定。對于加班導致的過勞現象，因為這是一種慢性的長期積累，職業病防治法中并未列入，也就沒有對這方面的規范。

　　梁智認為，現在問題已經凸顯出來了，應當引起立法機關和執法機關的重視。

　　立法規制加班總量？

　　近日，上海市一家公司推出了一系列的員工心理援助計劃，比如每月在各部門輪流開展不同內容的心理“工作坊”，其中包括壓力管理、親子關系、健康營養等課程，幫助員工實現自我情緒管理。

　　該公司專門開辟空間設置了心理輔導室和音樂室，員工可躺在睡椅上傾聽音樂來獲得平靜、愉悅的心情，還有7位具有專業資質的心理咨詢師，他們分散在不同部門，可以隨時隨地關注員工的情緒變化并給予疏導。

　　華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鄧于君認為，應將壓力管理納入單位人力資源管理的內容之中，完善員工健康管理，不能以透支個體的生命作為行業發展的代價。

　　對于職場人士加班已成常態的現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唐鈞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關鍵是職業保障沒有到位。當然，如何在工作與健康之間找到平衡，的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些傳統的加班大國意識到長期加班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開始提倡“準時下班”，努力糾正過度加班問題。今年，日本著名商社伊藤忠商事在招聘時就開出了“不鼓勵加班”、“提早下班”等福利條件，被日本年輕人選為最想去的企業。

　　美國銀行也針對華爾街上動輒日均15小時的加班現象提出：“分析師和助理每月至少周末休息四天，立即生效。”

　　高盛、摩根大通等都采取了類似的強制休假措施。陶氏化學等企業還實行一小時浮動的上下班時間和在家辦公等制度。

　　北京律師靳學孔認為，我國在立法方面缺乏對加班時間總量的規制。比如，每天加班時間不超過幾小時，每周加班總時間不超過多少小時，應該有明確的規定。這樣可以有效地避免超時加班，至少可以形成一個良性的法律環境，以此來平衡公司與員工之間的利益。

　　他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相對于公司，員工屬于弱勢群體，在基本權益無法保障的情況下，如果立法明確了加班時間的總量，至少可以有法可依。此外，若員工起訴，還應加重公司的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

　　“我現在想要一份不加班的工作。”趙霞說。記者廉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