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籍70后作家陳倉專訪
記者：你為什么要離開故鄉?聽說是二十年前屈超耘老師的話對你產生的影響，你是不是容易受到影響?
陳倉：其實，當時離開老家也是一種無奈，尤其對于我這樣一個農民的后代來說，能進入政府部門工作，那是多么驕傲的事情，我記得自己被調進縣委上班之后，有好多親戚朋友都來找我，有事情找我，沒有事情也找我，他們一方面覺得我天天和縣長書記在一起，能耐應該非常大，另一方面他們覺得能進入縣衙大門，那是非常光榮的。我到現在都不喜歡吃雞蛋，原因是有一年夏天，我的大堂兄從塔爾坪來縣委找我，他給我帶了一些雞蛋。大家都知道我小時候受過很多苦，十八歲之前吃過的雞蛋我估計加起來不到十八個，平均每年一個，其中還包括我自己在河灘拾到的野雞蛋，所以送我雞蛋那是我們老家最厚重的禮物。堂兄是用一只籃子把雞蛋提來的，當他走后我打開籃子一看，媽呀，整整有七八十個雞蛋，恐怕他覺得我是吃食堂的，所以把雞蛋全部都煮熟了，那時候又沒有冰箱，只好一天三頓不吃飯，每次就吃四個雞蛋，就這樣雞蛋還是壞掉了，但是這么貴重的東西，扔掉了多可惜，于是堅持吃了六七天，把這些雞蛋吃光了，不知道為什么，可能吃多了草皮樹根，所以那時候腸胃特別好，你怎么吃都不會吃壞肚子，但是還是落下了毛病，現在一嘗到雞蛋就是一堆雞屎的味道。在政府部門是光祖耀祖的工作，哪里舍得拋棄就拋棄啊，但是當時機關不到兩百塊工資都發不下來，我們整天都是身無分文，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無心上班，更談不上什么理想，白天黑夜地聚在一起打牌。我這人命好，或者說是上天注定，每在關鍵時候，都有貴人出現，都會有轉機。當時的轉機是咱們商洛搞了一次文學評獎，魚在洋、蘆芙葒幾位評委把詩歌一等獎評給了我。我記得非常清楚，魚在洋老師在《商洛日報》寫了一篇點評文章，標題是《山風再大也吹不滅一瓣心香》，這是我獲獎詩歌中的一個句子。頒獎那天晚上，大家一起去時任文化局局長屈超耘家里，屈老是著名的雜文家，他告訴大家，小河里養不出大魚，年輕人還是多向外邊走，他還舉例子說，賈平凹、方英文、孫見喜如果不去西安，就不可能取得那么大成績。我是無名小輩，二十多歲，他的話其實是說給魚在洋、蘆芙葒他們的，因為他們有才氣，已經在文學上取得了不小成就。但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過完春節，我剛好收到《延河》雜志的180塊稿費，于是當成盤纏，收拾了一床被子，幾本書，又跑去找蘆芙葒，讓他給我寫了一封推薦信，于是我翻過秦嶺，開始了我的進城生活。開始進城，說實話啊，真是鬧了很多笑話，比如把藍箭當成了女性用品，男人是吃不得的，以為理發的時候讓女人洗頭是不純潔的。那是1998年2月，冰雪慢慢消融的時候，沒有想到二十年就過去了，如今已經是白發蒼蒼的了。我是一個特別不受影響的人，多少人在寫作上比我有才華，這么些年都放棄了，但是我不管有多大的誘惑，還是堅持著幾十年前的作家夢。可能是受過太多人間疾苦，我對天地人心保有一顆敏感的心，有時候別人一句話，有時候掉下一根針，有時候飛過一只鳥，在我身上都會引起蝴蝶效應——我目前的情況其實就是一個蝴蝶效應。
記者：這么多年在外邊，你一直從事媒體工作，請問一下這和你的文學創作有什么關系?你曾說過，你利用工作在向社會傳遞光芒，讓你向理想靠近，你的理想是工作還是寫作?
陳倉：我這次出了四本書，其中有一本叫《后土寺》，我在后記里是這樣說的：貓有九條命，我也有九條命，不過，經過了重重磨難之后，六條命不曉得死在什么時候，如今僅僅剩下三條命了。我用第一條命真誠地愛著我的每一個親人，也愛著這個世界與世界上的每一個生靈，包括那些卑微的人、弱小的螞蟻、膽小的麻雀和麻木而又生機勃勃的一草一木。我用第二條命在盡心盡力地工作，我的本職工作是在傳統媒體，在沒有底線的浮躁不堪的時代，想勝任這份工作有時候更需要良心、責任心和全身心的投入，我之所以沒有放棄工作，完全靠著寫作來生活，原因是在它的平臺上不僅僅有自己的一個社會角色，也不僅僅是為了那份少得可憐的收入和少得可憐的虛榮心，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新聞比起文學有著更直接更快速的普世功能，這么多年我有意無意中運用它幫助了許許多多的人。我用第三條命虔誠地寫作，可惜這條命沒有白天，只有疲憊的夜晚——貓為捕鼠在夜晚出沒，我為寫作也在夜晚出沒，而且為了不影響別人休息，我盡量關掉燈，僅憑著熒光輸入文字，所以陽光很少照射得到我的文字，燈光也照射不到我的文字，我的文字大部分是在漆黑的狀態下進行的，它們像懷胎腹中的甚至是連夜趕路的人，帶著無窮的喜悅、緊張、恐懼和想象。據說，貓之所以有九條命，與它們善于爬高的本領有關。它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爬上樓頂，又可以從高于自己幾十倍的地方掉下來依然毫發無損。那么我呢?我之所以是貓，同樣取決于高于自己本身的東西——那就是文學。一直以來，我把文學看得比自己的命還重要，尤其是在創作《后土寺》的時候，我始終在告誡自己，作為一個作家，命不僅僅是用肉體做的，還應該是用一個個文字做的。再長壽的人，肉體都是會衰老的，都是會腐敗的，靈魂都是會游離而去的，但是優秀的文字不一樣，它們是可以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在一代代讀者的呼喚中，重新醒過來，達到永生。我不曉得我的文字是不是能夠到達永生，但是并不影響我一直向高處攀爬，正如貓一樣，它們都有恐高癥，但是并不影響它們憑借著自己與生俱來的功夫向樓頂上躥。
記者：你經常說自己又丑又傻。你丑嗎?傻嗎?如何理解你說的丑與傻呢?
陳倉：最近一次我說自己丑，是在四本新書發布會上，因為在文學不景氣的情況下，讀者還能送來花籃和鮮花，我真是感覺受寵若驚，所以我說我是一個丑人，好比一堆牛糞，終于插上了鮮花。我說的丑，在一定程度上，是講自己做的情事還不夠好，其實一個人的外貌長相是不是丑，自己說了不算，因為什么呢?因為你丑不丑，是要拿鏡子照的，沒有鏡子那也得撒泡尿，但是從科學的角度講，鏡子并不是真誠的，它們往往也有欺騙性。因為鏡子后邊涂著一層金屬，有些涂得比較均勻，照出來的人就漂亮一些，有些涂得比較粗糙，照出來的人就丑陋一些，所以你不能相信自己從鏡子里看到的自己，尤其你千萬不要在美容店里照鏡子，他們那里的鏡子都有一定的欺騙性。只有“以人為鑒”是可靠的，那么你到底丑不丑，只有別人說了算，而別人是怎么判斷的呢?肯定有一些長相的偏好再加上一些內心的感覺，得出來的結論是綜合性的，是因人而異的。既然自己說了不算，我多說幾次有益無害，也許會落下個謙虛的名聲，你說說我這樣的人傻不傻?但是我說自己傻，說的不是傻，而是要懂得善良，要樂于吃虧。其實天下沒有真正的傻子，而是看他是不是善良，善良的人是內心透亮的，只不過是裝聾賣傻，不想揭穿你也不想傷害你而已。我這次發行的四本書，尤其是《地下三尺》，時時都在提醒人們多行善，我在書的前邊有一句題記——善是一味藥，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別人。
記者：你說你的“八個孩子像農民進城一樣”，堂而皇之地入住了溫哥華的圖書館，能談談到底是怎么回事嗎?
陳倉：這八個孩子，是指我2015年在紅旗出版社出版的八本進城系列小說集。書出版的時候，我自己并不自信，總覺得都是一些速朽的東西，但是后來陸陸續續有朋友，從全國各地的圖書館發來照片，說是在某某圖書館看到了這幾本書。收到這些消息，我趕緊跑到上海幾家大型圖書館去查了查，發現自己的八個孩子在每一家圖書館都有。我非常激動，因為很多年前，有一位前輩作家告訴我，出書之后最重要的，就是給各個圖書館寄幾本，只要你的書放在圖書館里，那么就可以被人借閱，就有機會成為歷史資料。但是隨著閱歷的增加，我發現前輩指點的這條路徑有一些偏差，放在圖書館的只能是資料，并不能稱為歷史，更別說是文學史，正確的進入文學史的路徑只有一條，那就是你的作品必須非常優秀，接受自然的選擇和時間的考驗。所以我從來都沒有免費郵寄，都是人家圖書館自愿采購的。今年，有一位朋友去加拿大圖書館查資料，看到我的書擺在那里，她就激動得拍照發給我，對于沒有去過加拿大的我來說，這應該算是一種靈魂之旅。
想一想，覺得挺有意思，我勉強還出過幾次國，但是我的父親，這個土生土長的農民，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他走得最遠的地方是上海，之外他只到過西安兩次，一次是轉車，一次是住院，其余全部待在山里，絕大多數時間是待在村子里。所以，他對距離從來是沒有概念的，很有可能都不明白從陜西到上海到底有多遠。但是他的名字，他的影子，甚至是他的靈魂，夾在我的文字之間，已經走了很多地方，甚至要走向文學史的樣子，這是他一個農民永遠無法理解的，也是多么奇妙的事情。
記者：許多文友都說你牛，你卻說你屬豬，是什么意思?
陳倉：他說牛我說豬，都是在談論文學的時候說出來的，這之中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因為我配不上牛，沒有變成一只螞蟻已經相當幸運了。其實人和人之間，尤其同行之間，在相互打量的時候，與現實是恰恰相反的，在現實中離得越遠的東西看上去就越小，大象離遠了看是老鼠，老鼠離遠了看是螞蟻，螞蟻離遠了看是虛無。但是文人之間，距離往往是一面放大鏡，會把對方的形象放大。比如我寫出一個指頭蛋子大小的成績，你們卻看成一頭牛那么大，這之中少不了有故鄉人對我的厚愛和鼓勵，事實上每個人的身邊都有巨人，關鍵在于我們有沒有把身邊甚至是自己放入欣賞的視線;第二層是因為我確實是屬豬的，而且我喜歡豬，豬是我最崇拜的偶像：一是它想得很開，無心無肝的樣子，明明知道自己吃得越多長得越快，就離死亡越近，但還是吃了睡，睡了吃;二是它憨厚可愛，甚至一副傻乎乎的樣子，但是它心里什么都清楚明白，豬八戒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有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唐僧師徒四人中，女人最喜歡的就是豬八戒，因為他懂得心疼老婆，而且為人又風趣幽默;三是豬給人印象是臟兮兮的，其實就是喜歡在地上打滾，沾著一些泥巴而已，其實那是不修邊幅，而且屬豬的人有福氣，能和任何人友好相處，在十二生肖里邊，只有豬是百搭的，和誰都能相親，都能搞好關系。結合起文學，我在《后土寺》里有一章是專門寫在城里養豬的，城里人把豬當寵物養，而農民把豬當牲口養，當寵物養的時候，是不希望它死的，而當牲口養的時候，是希望它死的，所以把一頭豬折騰得半死不活。其實豬在這里只是一個象征，它代表的是在城市化進程中人格的分裂。
記者：今年七夕這一天，在你身上發生了什么事情，能談談對你有什么意義嗎?
陳倉：今年七夕，是8月17日，我當然是約會去了呀!不是牛郎織女約會，也不是在葡萄架下約會，而是在上海書展的中央大廳里與文友之間的約會。那天對我來說，意義真的非常重大，我的四本書又出生了。對作家而言，把書印出來，和十月懷胎一朝分娩是一樣的，既是一個幸福驚喜的時刻，又是一個筋疲力盡的時刻。好在有四位茅盾文學獎得主賈平凹、張煒、劉醒龍、金宇澄寫來的推薦語;有中國作協副主席、著名評論家閻晶明，上海市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王偉，上海市作協副主席、著名作家、詩人趙麗宏，著名華文女作家戴小華，著名評論家、畫家興安，游讀會董事長趙春善，以及300多名讀者，前來為我這四個孩子接生。
這次首發的四本書，是作家出版社的編輯家羅靜文、興安、楊新月，花費一年時間策劃編輯的，共計100萬字，包括40萬字的長篇小說《后土寺》、20萬字的長篇非虛構《預言家》、4000行的長詩《醒神》、28萬字的扎根系列《地下三尺》，以四種文學形式反映大移民時代的人們，如何懸浮，如何安家，如何扎根，如何尋求靈魂的安妥，提醒人們尊重土地，熱愛土地上生長的萬物，再造一個靈魂與肉體彼此融合的新故鄉。
在首發式現場，成都文學院送來了花籃，我有老同事送來了鮮花，我的好朋友送來了一件襯衫，希望我在這一天穿得體面一些，還有好兄弟陳聰和張為良，他們是集卡司機，開著車從南京趕來。除此之外，朗誦藝術家盧紅霞、民謠歌手和作家劉健，提前精心準備了節目，可是沒有來得及上臺。更讓我感動的是，我原來8本書的出版人徐瀾也趕來了，記得多年前她為了和我簽約，還專門買了一雙高跟鞋，以示對我的尊重，我想問一聲這雙鞋，幾年之后你可安好?尤其是對我有知遇之恩的著名作家、出版人、原江南雜志主編袁敏，由于她在烏鎮參加茅盾青少年文學院的作文評獎，未能出席新書發布會，但是她推出一篇印象記，回憶了她了解我、發現我、預言我的全過程。看著那篇文章，回憶起自己這些年的經歷，受到那么多的人幫助，我多次淚流滿面，這些淚水之中，有辛酸，有慶幸，更多的是感激，所以，我要用整個生命繼續好好寫作。
有讀者連夜看了新書。有一位打工者說，他看哭了，像是訴說著他的生活;有一位機關干部說，剛讀《后土寺》就被深深的吸引，他是從湖南小鎮來到上海的，對很多情節感同身受;還有一位陜西作家前輩，對《預言家》給予了高度評價，“質樸，深情，痛感，悲憫，無奈，慶幸……由個體記錄了這個大時代，是傳世作品。”這些反饋，讓我暗暗地感到欣慰。在首發式上，我又一次強調了我的文學觀，也是我的文字的價值所在，我不喜歡惡狠狠地揭露陰暗面的文學，真正的好作品應該是幫助人們如何面對現實，為他們指明一條出路，起碼是注入一些能量，讓他們多一些生活的勇氣，就包括自己一直堅持的善良、寬容、悲憫和熱愛。比如遇到一個陷入黑夜中的迷路者，你反復地給他描述黑夜是如何如何黑，黑夜是如何如何形成的，黑夜離黎明如何如何遠，黑夜里邊可能藏有多少陷阱和妖魔鬼怪，卻不給他一盞燈，不指明路在哪里，不鼓勵他繼續前行，那他只能更加迷茫和絕望。
我常說，文字就是我的命，更是自己的孩子，她們已經出生了，剪掉了臍帶，她們就要獨立生活，但是她們的命運如何，到底能夠走多遠，已經不由我決定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祝福她們。七夕已過，牛郎和織女又會回到銀河兩邊，我也一樣又要回到新的起點，我已經在構思新作品的寫作，首先是推出又一個系列，進城系列提出“致我們回不去的故鄉”，這四本書歸為扎根系列，是想解決故鄉回不去了怎么辦?那么下一步我想書寫的主題，可能是鄉土文明的守護和回歸。
記者：幾年前，在賈平凹倡導之下，你被評為商洛詩八家之一，如今你已經成商洛的一位重要作家，你對家鄉的文學新人最想說些什么呢?
陳倉：先說說商洛。商洛氣象不冷不熱，商洛地理可隱可現，商洛山水虛虛實實，這是自然而神奇的寫作技法，而且商洛人心性善良寬厚，有吃苦受難的傳統，尤其五官長相，遠看像土豆紅苕，近看是牛頭馬面，還多能通神通鬼，這是天生的作家命。更重要的是有賈平凹等前輩，像燈塔一樣在遠方引著我們。所以，大家要在文學這座廟里，和睦相處，好好修行，不成佛，亦成僧，不成家，便成仁。祝福我們的商洛作家群越來越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