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耳熟能詳的先秦寓言里，他竟然能從中解讀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經濟思想；從文人們熱切捧讀著的傳統文化讀本《老子》里，他以超乎尋常的獨特視角，研究出耐人尋味的“經濟理論”；對于老百姓關心的“幸福指數”，他深入淺出地闡述了具有明顯時代特征的經濟學觀點……正是這樣的獨到，這種追求，這種精神，讓中國經濟學界出現了新的研究成果，也使劉正山成為了當代中國經濟研究的核心人物之一。
作為商洛人的劉正山，他的經濟學研究獨樹一幟，在天南地北商洛人當中，被熟悉他的人們歸結為“劉正山現象”。
一、在東北財大，他漸露頭角，有望成為經濟學人
劉正山當初能考上大學，沒有出乎親朋好友和老師同學的意料。在他出生的“一山未了一山迎”的鎮安鄉村，看著他長大的鄉親都認為這孩子將來會有出息的。然而當劉正山拿到東北財經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喜悅過后，卻為學費、生活費發了愁。劉正山清楚，上大學就意味著要“接受兩個考驗”：既要完成學業，還要經受“經濟”考驗。學經濟專業，經受“經濟”方面的考驗，這使劉正山的思維比別人有了更多取向。他告訴記者，東財讀書的時候，本科階段基本上是為了“生計”才寫論文的。因為家里窮，上大學的學費是貸款和籌借的，沒有生活費，寫論文，可以賺稿費。
學生時代就寫論文，到處發表，這是怎樣的節奏，又是怎樣的狀態呢?劉正山不但沒有什么快感，反而認為是一種無奈，一種被迫。然而正是這樣的歷練，改變了他的思維取向，為他日后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當說到他在東北財大讀書這一段，劉正山對自己能夠靜心在圖書館讀書感到欣慰。他說，大學學得怎么樣，某種程度要看在圖書館泡的時間的長短。其實，他泡圖書館久了，得到了圖書館程勉老師的賞識，這對他日后的發展有很大幫助。
二、從“北漂”出發，一個經濟學人羽毛漸豐的準備過程
大學畢業之后，劉正山曾經有段“北漂”生涯。從到新華社新聞信息中心當編輯，再到搜狐，乃至以后的幾年，只是為了生計問題。他說，“好像是2001年初，我在新華社新聞信息中心當編輯。搜狐E-finance部門的總經理胡彬挖我過去做財經頻道的主編，我當時沒有太多的心理準備，就說可以先做高級編輯。大概一個月左右，我工作成績突出，他們炒掉了當時的財經頻道負責人，讓我來負責。”正像他描述的，“生計所迫，找個收入高的工作”，因為當時一個月差不多有五六千元以上的收入，而事業單位的工資也就一千多元。他向記者透露，上大學借的錢，靠這個階段的結余來還。
盡管是為了生計問題，但劉正山的興趣在醞釀，在發酵，在內心不斷延續。這個階段的劉正山，正像一架從跑道上離開地面沖向藍天時的飛機，自身向上沖的力量無法估量。
工作是為了生計，經濟學術研究卻是他真正追求的目標。劉正山介紹說：“學術的研究工作，都是業余時間，全都是興趣。因此，研究中沒有功利思想，比較純粹，相對也就容易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后來，他意識到自己的專長是學術研究，便做了《中國土地》雜志的執行主編。做編輯之初，劉正山發表了幾篇討論基礎理論的論文，不料，業內有幾位學者看到文章之后，說要找他辯論。他自認為學術功底不佳，上大學的時候，雖然也發表了不少論文，但沒有系統的學習經濟學。他本想在基礎理論方面下些功夫，但一位老師堅決反對，理由是在基礎理論方面，幾十年下來也未必能出什么成果，更重要的是，經濟學應該是為人類做貢獻，整天在書齋里，是浪費時間。于是，他將更多的精力花在寫策論文章上。
這一次，為了“穩妥”起見，劉正山將論文寄給東北財大圖書館的程勉老師，請他指正。劉正山讀本科的時候，是圖書館的常客，程老給予的幫助非常大。程老看完論文，便轉交給汪祥春。汪老的評價是：文章的論證不容易讓人看懂，但觀點很獨特，跟市面上的不一樣。程老便跟汪老說，這孩子很好學，可惜一直沒有好的指導老師，要不，你就收個弟子?汪老同意了。就這樣，劉正山成了汪老的弟子，盡管尚未謀面。
汪祥春生于1918年。1947年至1949年，他先后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留學，讀博士，師從米爾頓·弗里德曼、弗蘭克.奈特、埃弗塞·多馬等大師，1949年回國，50年代在《經濟研究》等學術期刊發表了一些頗有影響的論文。“文革”結束之后，年過六旬的汪老，積極倡行現代經濟學教育。剛恢復高考時他就倡導學校設立“工業經濟學”專業(即產業經濟學)，并成為全國產業經濟學的首批博士生導師。
當時，劉正山想將雜志的約稿面擴大一些，便與汪老商量。他介紹了兩個人，中共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院長郭慶旺。后來，劉正山才知道二位是也汪老的弟子。
劉正山想繼續讀書，便與程老商量。程老說，汪老不是已經收你做弟子了嘛，直接讀他的就好了。于是，他帶了幾篇新寫的論文登門拜訪汪老。汪老說，“我年紀大了，只能收最后一次博士生了，你就做關門弟子吧。”
報名之前，劉正山接到程老的電話，說汪老專門登門找他，表示自己年紀太大了，記憶力衰退，很多知識都想不起來了，或許有老年癡呆的跡象，擔心沒有將劉正山帶完就走了，希望由他的學生帶，并強調，已經收過劉正山做弟子了，這個是不會更改的。
在做基礎理論的研究上，劉正山受到了汪老等名家的深深影響，比如，對于從事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是“捷徑”。首先是抓基礎，尤其是基本概念和基礎理論，如果對基本的概念和基礎的理論缺乏深刻的認識，理論大廈便是建立在沙灘之上。其次，抓住經濟問題的核心，比如價格理論。
三、尋找差異化，做最前沿的學問
劉正山經濟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體現在幸福經濟學和土地經濟學方面，而且，所做的基本上是最前沿的。
2007年1月，劉正山出版了他的《幸福經濟學》論著，這也是中國第一部《幸福經濟學》論著。在2008年《光明日報》理論部與《學術月刊》編輯部評選的“2007年度中國十大學術熱點”，這部專著被作為“經濟學視野中的快樂和幸福”領域唯一的代表作列入。《科技日報》、《中國社會報》等多家主流媒體發表文章稱劉正山是“國內幸福指數研究的主要推動者之一”、“有幸福經濟學的提出者之稱”。
由于對幸福經濟學領域的較早介入，2009年，劉正山應邀參與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主持的幸福指數課題組(先后更名為福祉指數、民生指數)，該課題列入全國人大“十二五”規劃調研的15個重點課題之一。并數次代表課題組接受《南風窗》雜志、中央電視臺等媒體的采訪。
劉正山與不丹王國GNH委員會秘書長卡瑪·塔斯蒂姆
2013年，劉正山應邀為當時的不丹王國首相吉格梅·廷萊的演講集《幸福是什么?》中文版撰寫了推介詞。他還作為中國幸福研究領域的頂尖專家，受邀對不丹王國進行了學術訪問，不丹王國前任首相利翁波•肯贊•多吉。不丹，是國際上幸福研究的先驅和大本營，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提出“國民幸福總值”的概念，并推動了聯合國大會第65/309號決議《幸福：走全面發展之路》、第65/281號決議《國際幸福日》、第67/697號決議《幸福：走全面發展之路——秘書長的說明》等文件的出臺。
劉正山與不丹王國前首相利翁波•肯贊•多吉夫婦
在家中接待外賓，為國際交往中最高規格
與此同時，劉正山在土地史方面的研究，也是最前沿的。他獨立完成的專著《大國地權——中國五千年土地制度變革史》，入圍新華網2014年度中國影響力圖書候選書目及2014年度騰訊·商報華文好書備選書單。《當代中國土地制度史(上、下)》，入選了“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并獲得了第六屆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提名獎、遼寧省優秀圖書獎。劉正山的博士后導師韓俊，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為《大國地權》一書寫的推薦詞全文為：“我的學生劉正山，花費了七年時間，將我國五千年來的土地制度變革的歷史進行了梳理，辨析變革背景，分析成敗緣由，總結得失。并與海外土地制度改革進行比較分析，對我國當今的土地制度進行比較研究，對今后的土地制度改革提出政策建議。目前，土地改革史論之作，均集中于近現代。故，此書對于填補古代土地改革歷史研究的空白，進行了可貴的探索。古人云：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此書對于今后我國的土地改革，也具有積極參考意義。”
四、走向中國經濟研究核心層
2018年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時報》的專題“百名學者前瞻2018年中國經濟形勢”。劉正山作為“目前活躍在一線、有影響力的百余名經濟學者”之一，接受訪問。他還擔任河北雄安新區的住房政策專家，是《河北雄安新區住房租賃積分管理新模式》(白皮書)等文件的起草者。
我最大的興趣，是經濟學的基礎理論，近乎“體”；現在做的呢，主要是政策研究，近乎“用”。
據劉正山介紹，他的主要論著，無論是《幸福經濟學》，《老子經濟學》，乃至《大國地權-中國五千年土地制度變革史》等，全都是興趣所在，寫的時候，根本沒有想過要發表。寫完之后有出版社想出版，就出版了。他認為，這些都是以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為基礎的。他說：
他到清華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之后，除了基礎理論的研究，也側重于應用研究。他說：“非常感謝圖書館的程勉老師，他介紹我認識汪祥春老師。汪老呢，又介紹我認識了周天勇。然后，參與了幾十個中央相關部門的課題研究工作，四處調研，對實踐有深入的了解和認識。課題組的成員多為各大中央智囊團的成員、各個部委的司局級及以上的干部，成長很快。因為單純做學術研究，容易陷入書齋。”他特別強調了一點：“后來，參與吳曉靈的課題，跟著韓俊做博士后，也是接觸最前沿的問題和最頂級的學者，這個非常重要。”“就如李商隱說的，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劉正山感慨地說：“扎根在肥沃的土地上，成長就快一點，吸收的營養更多、更好。”他總結進入中國經濟研究核心層，運氣也是一大因素!
現在，劉正山主要從事政策研究工作，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城市研究所副所長，文化和旅游部中華文化促進會知識產權保護中心顧問，東北財經大學中國戰略與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副主任等等。
劉正山曾擔任《中國土地》雜志執行主編，國土資源部輿情內參主編。近幾年先后參與全國人大、中央黨校、中央農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土資源部、水利部等50多項課題研究。通過《思想理論內參》、經濟日報內參、光明日報內參等上報多篇政策建議，部分成果獲得習近平、李克強、溫家寶、王岐山等中央領導批示。著有20多部書，參與撰寫多部著作。
總結“劉正山現象”，劉正山認為，第一，學術研究不要功利化，如果為了申請課題、為了評職稱、為了賺錢等，反而不大容易做好的，因為不夠純，失卻赤子之心，看問題就難以直達本質;第二，要接觸最前沿、最頂級的研究成果和這類的人員，反復參悟，潛移默化;第三，基礎理論是最重要的，決定了以后的發展潛力，盡管這塊不大容易搞通;第四，不局限于一個領域，跨界之后，更容易旁通，將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想明白。他說還要放下身段。不管是調研，思考問題，都不要先入為主。寸有所長，尺有所短。有的不識字的老農民，見解也會非常深刻。十多年前，他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思考理性這個概念是否廣泛適用，因為不少人認為存在非理性。最終，在大街上閑逛，觀察乞丐的行為，才將此問題想通的。
[劉正山簡介]
劉正山，陜西鎮安人。現在主要從事政策研究工作。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城市研究所副所長，文化和旅游部中華文化促進會知識產權保護中心顧問，東北財經大學中國戰略與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副主任，河北雄安新區管委會綜合執法局住房政策專家等。曾擔任北大版核心期刊《中國土地》雜志執行主編，國土資源部輿情內參主編。后來在清華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著有《主觀幸福感測度的困境與范式創新》(博士后出站報告)、《認知盲區的消除與企業性質及制度變遷》(博士論文年)、《老子經濟學》、《當代中國土地制度史(上、下)》、《幸福與幸福指數：理論構建與計量分析》、《房地產投資分析(1-4版)》、《大國地權——中國五千年土地制度變革史》、《寓言經濟學》、《幸福經濟學》等20多部書。參與撰寫的著作包括《戰略與路徑：邁向2049的中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農村保障體系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