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先生是一位“寫實主義”繪畫大師和卓越的美術教育家，也是一位與眾不同的中國畫收藏家、鑒賞家。在20世紀西風東漸的藝術變革中，作為“中西融合”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既不贊同有些人全部采用“歐洲寫實主義”的做法，也不贊同有些人排斥文人畫的優秀傳統，而是以“六朝唐宋”院體畫為本，在中國優秀繪畫傳統的基礎上，汲取“歐洲寫實主義”的長處，融合而成徐氏“寫實主義”。這份藝術理想，既在徐悲鴻的美術創作和美術教育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也貫穿在他的中國畫收藏和鑒賞中。在紀念徐悲鴻逝世60周年之際，值得再次回望之、思考之。
寫實之道
徐悲鴻生前收藏有唐宋元明清的作品1200余幅，人物畫、花鳥畫、山水畫兼具，現皆陳列于北京的徐悲鴻紀念館。人物畫既有直接取材現實生活的作品，例如清《胡公壽夫人像》，也有表現宗教和神話題材的人物，例如唐《八十七神仙卷》、清《女媧煉石圖》，還有表現歷史人物題材的作品，例如宋《朱云折檻圖》。花鳥畫和山水畫工筆、寫意皆備。這些題材和表現形式，在徐悲鴻看來都可以是“寫實主義”的。相對歐洲以現實生活中的人物為模本的寫實主義繪畫，徐悲鴻對“寫實主義”概念的認識是擴展的，并有著自己的理解。
“寫實主義”最早是歐洲文藝理論術語，側重對現實生活中真實細節的表現，但徐悲鴻看中的是歐洲“寫實主義”堅持寫生，專“體物之精”、“構境之雅”的精神。他認為這種精神與中國傳統優秀繪畫的精神是一致的——意境、概括能力、畫龍點睛等，這是徐悲鴻最為肯定的中國畫特色。
徐悲鴻將其藏品分為“理想派”和“寫實派”兩大類，關于二者之間的異同，他在《美的解剖》一文中說：
美術上之兩大派，曰理想、曰寫實。寫實主義重象，理想派則另立意境，惟以當時境物，使其假借使用而已，但所謂假借使用物象，則其不滿所志，非不能工，不求工也，故超然卓絕。
徐悲鴻所謂的“寫實派”，反映在中國傳統繪畫中，對應的是以形寫神、注重形象刻畫、嚴謹工致的院體畫。徐悲鴻所藏人物畫多為院體畫作品，以工筆設色為主。他還將《八十七神仙卷》和《朱云折檻圖》視為中國藝術之“二奇”、寫實之典范。清代畫家中，他最為推崇的是寫實功力深厚的任伯年，因此在《徐悲鴻藏畫選集》中，收入的任伯年作品竟達24幅之多。
徐悲鴻所說的“理想派”，在中國傳統繪畫中，對應的是以神寫形、重意境、逸筆草草的文人畫。他認為此類畫作雖以粗筆為主，但并非“不能工”，而是為了充分抒發畫家的情感而“不求工”，這是建立在“寫實”基礎之上的概括表達，與他主張“寫實主義”應把畫家的主觀意圖表達給觀眾的理念是融通的。正因如此，徐悲鴻將中國的山水畫、花鳥畫與西方的“自然主義”風景畫作了觀念上的區分。他認為歐洲的自然主義是客觀現實的再現，是對自然的照抄，沒有創造性，也沒有生命力，是不能把畫家的主觀意圖表達給觀眾的，是對“寫實主義”的反動，在精神上不同于中國山水畫、花鳥畫。
由此可見，徐悲鴻的“寫實主義”觀念不在于題材的選擇，不限于技法的表現，而是著眼于生活、造化、藝術、情感，并以“忠誠寫出，且有會心，故能高妙”，“成獨旨”，達“至美”等為評價標準。徐悲鴻也是以這些標準來收藏中國畫的，所以，他對中國傳統文人畫與院體畫兼收并蓄，并對歷代優秀文人畫家予以高度評價，對那些“每畫一筆都有出處”只知臨摹沒有創造的畫家則堅決批判，更談不上收藏這些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