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有幾十張古代書畫的珂羅版，用來研究傳統(tǒng)繪畫。王澍常借這些畫作來闡釋自己的作品：“有人說從象山校區(qū)建筑的屋檐上看到沈周的長線條，從校園里大尺度的連續(xù)控制中看到夏圭的痕跡，細膩之處跟李公麟接近。當然和巨然的層巒疊嶂比我還差很多，現(xiàn)在只能說努力向董源的感覺靠近。”進入大學后，王澍開始臨帖，最開始是臨摹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時至今日，他依然保持這個愛好；大三時，他把康德的《形而上學導論》翻爛了，還能倒背《世說新語》。

　　他可以連續(xù)幾天陪妻子逛商場，不知疲倦，他說其實自己在饒有興趣地觀察生活；也能夠在西湖邊坐一整天，看日出日落，一言不發(fā)。王澍一直是個不怕孤獨的人，研究生時，他曾經在農村住了兩年，看書、寫字、爬山，獨自面對漆黑的夜晚；跟王澍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手機之于王澍并不是即時通訊工具，他極少接手機，偶爾回短信。在得獎的消息發(fā)布后，一位青年建筑師給王澍發(fā)了8條短信，幾天后，王澍回了一條。這個建筑師興奮地把這些通訊記錄發(fā)到了網上。“這個消息我也是聽別人說的，因為不會用互聯(lián)網。”王澍說。

　　王澍出生于新疆，在西安考的大學。他從小對藝術有濃厚的興趣，但是父母卻堅持讓他學科學。最終，王澍學了建筑學，介于科學與藝術之間。如果一定要說有家學淵源，王澍說來自父親。父親的工作是拉小提琴，但從來不在家里拉琴，在家的時候只喜歡做木工。在王澍的印象中，幼時的家里有很多木工工具，自己經常給父親打下手，做好木工上油漆之前打砂皮。父親是一個興趣很多的人，在家的時候會用花盆做小麥品種的改良實驗，后來，王澍在象山校區(qū)種起了麥子。

　　王澍的兒子今年十歲，名叫斗拱。斗拱小時候在野外玩，臉上被蚊子叮出紅疙瘩。同行的人要給他抹風油精，王澍卻說：“沒關系，應該讓孩子適應與自然的親密接觸。”家里發(fā)現(xiàn)蜘蛛，陸文宇要消滅，王澍總是將其救下，要與它休戚與共。

　　在王澍主持的中國美術學院建筑學院，大一學生都要學習砌墻、木工。帶木工課的陸文宇記得，連開水都不會打的孩子們做木工時手被扎出血，磨出老繭。“但做成之后每個人都很興奮，都要讓我坐一下他們親手做的小板凳。”對于學生的教育，王澍的目標是把他們培養(yǎng)成“哲匠”。

　　實驗建筑運動

　　2月27日晚上，網絡上流傳王澍是今年普利茲克建筑獎得主的消息。這個消息一度受到質疑，幾個小時后，普利茲克建筑獎官方網站正式宣布王澍得獎。對陸文宇而言，這是一個難以入眠的夜晚，她不斷收到各種短信與電話，“簡直是炸了鍋。”此時，大洋彼岸，王澍正在熟睡。他剛到美國，需要倒時差，蒙頭大睡，怎么也醒不過來。到了11點多，王澍查看手機時，剛好接到陸文宇的越洋電話。“你知道普利茲克獎已經宣布了嗎？”陸文宇問。“這和我有什么關系？”王澍反問。得知自己得獎，王澍很驚訝。

　　1983年華裔建筑師貝聿銘獲得這個大獎，這一年，他66歲。早在三年前，就有人預言，如果中國有一個人得到普利茲克建筑獎，這個人肯定是王澍。即便如此，包括王澍在內，所有人都覺得要得獎還需要十年。

　　一直以來，王澍都被歸為“實驗建筑運動”一分子。他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夠獲得普利茲克獎，很大程度是因為評委們發(fā)現(xiàn)，這種原本只能設計藝術家工作室、茶室等小型建筑的藝術探索，竟被如此大面積地實現(xiàn)了。他說：“直到得獎，我才驚異地發(fā)現(xiàn)，原來過去十多年里，我做了如此之多的項目。”

　　作為實驗建筑的代表人物，王澍曾經三次參加威尼斯建筑雙年展。“時至今日，我在國外做講座時，會有人對我說，你2006年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作品‘瓦園’真的很震撼。”王澍說。王澍最初設想把25萬片拆遷下來的舊瓦帶到威尼斯，代表中國城市的大拆遷。后來，瓦片數(shù)減少到6萬片。“運過去時，海關一打開，里面都是灰，海關問是什么，我們說這是中國的廢品，就象征性地報了個價。”中國當代建筑研究學者王明賢回憶：“西方蓋一個建筑，是把舊的推翻，用新材料重做，但中國老建筑的舊材料可以繼續(xù)用，建筑可以再生。威尼斯雙年展是很喧鬧的地方，可看到‘瓦園’，人們就會變得安靜，這是讓人沉思的地方，讓人沉思建筑到底該怎么發(fā)展，城市該怎么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