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的性格中，也有一股頑強的力量，不認輸，不屈服，湘西人喜歡用“雄強”這個詞來形容這股子勁。

　　的確，黃永玉又是“雄強”的。“文革”期間，有一次中央美院的“造反派”來揪斗他。年輕的學生用皮帶頭噼噼啪啪地抽打他。黃永玉任他們打，就是一聲不吭，不喊叫，不求饒，不掙扎，不倒下，背上的血把衣服都浸透了。他仍然頑強地站著，心里默數打下的鞭數。“我一閃都不閃，就讓他們打，他們打累了還讓我跪下再打，其中一個人打了112下，一共是240下。”那一天還是黃永玉的生日。后來有人回憶此事說：“這真是一種震懾人心的雄強。”

　　“文革”結束后，黃永玉的一些朋友想替他找到那兩個打他的人，“把他們收拾收拾”。黃永玉說了句：“算了，‘文革’的天底下，沒有一家逃得過災難，他們打了我，他們的家還是不幸的，沒有一家逃得過的，你去打他干什么。”“那時候的孩子們瘋了，每一個人都瘋了。怪不得他們。”提及此事，黃永玉的表情依然平靜。

　　“文革”結束后，在一次宴會上，黃永玉碰巧坐在了廖承志旁邊。廖承志問他：“你講講，你怎么跟‘四人幫’斗爭的？”黃永玉老老實實地回答：“我怎么敢斗爭呢？我躲都來不及。但是我沒有求過饒。”廖承志就說：“不求饒也算斗爭。”黃永玉依然坦白對答：“我的政治頭腦也不是很明確清楚的，如果當時‘四人幫’喜歡了我——比如江青喜歡了我，我也不曉得我會做多少壞事。幸好她沒有喜歡我。”“現在回想一生，人應該堅韌一點，不要動不動就難過，動不動就痛苦。”也就是在最難的時候，他把當時最流行的政治語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改為“一不怕苦，二不怕活”，對抗著扭曲的政治對人性的壓迫。

　　黃永玉經常感慨，自己的“歷史時期”怎么那么短？“像薩鎮冰，清朝就當官了，經過北洋軍閥、民國、抗戰、國民黨時期，又到了新中國，還當了人大代表；章士釗也跟他差不多，魯迅罵過，又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我們呢，經過抗戰、建國，怎么就老了？”

　　時光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可是有的人被歲月銷蝕得棱角全無，平庸乏味，而有的人卻被打磨得更加鋒芒，雄渾有力，黃永玉無疑屬于后一種類型的典型代表。雖然被大時代大浪淘沙般磨礪的痛苦，又被幾人知。

　　“可能是我們家鄉那邊的人天生是快樂的，但又是雄強愛斗的吧。我們從小就看殺頭，對生死都看開了。最重要的一點是，任何時候我都看書。不管怎么痛苦，有書陪伴。一本書就是一個好朋友，它教你一些道理，感染你，多角度地影響你。沒有書本為伴，恐怕這一輩子不會活到80多歲，還能夠快快活活的。”

　　“人哪，幾十年來，有意思的生活少，沒有意思的生活占大多數。其實大家的生活都是相似的，但是看待生活的眼光不一樣，對待生活的態度不一樣，處理也不一樣。我既不悲觀也不樂觀。活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就是了。要對得起每一頓飯，更何況這是個這么有意思的世界。能畫畫多好啊？老了也能畫，不像從事體育或音樂，老了就不能做了。朋友看了你的畫很高興，還能賣錢。臨死前一天畫的畫也有人要。這種職業上哪去找？”

　　“如果說我這個人有什么特別一點的話，那就是我沒有恨，不像當時的政治提倡的那樣，要恨誰，我沒有。”黃老抽了一口煙斗，陷入沉思，半晌又緩緩追了一句，“不是我為人寬容才這樣，而是因為我在真實的生活里面發現，人同人的關系不是彼此憎恨的關系。再說，到今天也沒有空去恨，我有多少事情還來不及做、要趕快做。我現在都88歲了，我這個小說的人物要寫到60歲，而現在才寫到十幾歲，怎么來得及？我花時間去恨他們干什么？英國有一個思想家說：‘不要想到報仇，因為容易影響你的判斷力。’老想著報仇影響你對生活的判斷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