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市錢幣收藏愛好者收到了三枚井岡山“工”字銀元，品相完好。井岡山“工”字銀元，是采用墨西哥鷹洋為幣模，利用收繳的首飾和銀器為原材料，運用土法熔煉鑄造的墨西哥鷹洋，再在銀元的正面或反面打上“工”字戳記。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因為墨西哥鷹洋信譽好，在中國南方許多地方私鑄墨版鷹洋假銀元的很多。
1927年冬，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隊伍在王佐（時任紅軍三十二團副團長，江西遂川人）袁文才支持下進入井岡山地區(qū)，不久朱德、陳毅亦率南昌起義部隊前來會師。兩大主力會師后，部隊的給養(yǎng)問題無疑給小小的井岡山地區(qū)造成巨大的經(jīng)濟壓力，加之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和經(jīng)濟封鎖，一時間井岡山形式十分危急。為了迅速改變這一局面，袁文才、王佐提議將湘贛邊界原有的“謝氏造幣廠”重新開業(yè)，鑄造銀元，毛澤東與邊界特委磋商后，同意了這一建議。
“謝氏造幣廠”原為廣東龍川縣銀匠世家謝榮珍、謝榮光兄弟私辦。20年代初，謝氏兄弟因避戰(zhàn)火，遷徙到江西遂川，住東坑村。因謝氏兄弟不善務農(nóng)，加上兄弟倆本身有一技之長，于是便在東坑村偷偷玩起了仿造“花邊”的行當。開始時，他們不敢貿(mào)然從事，只是造一點用一點，以此維持生計。后來，謝榮珍去世，家當由其弟謝榮光（謝火龍）繼承掌管。謝榮光不僅為人靈光，而且膽子也大，以前兄長在時他不敢過于放肆，兄長去世后，便想以此為發(fā)家的手段。他四處廣收銅板加以少量銀質(zhì)，造出了“銀色銅”的大量假銀元，又雇人成捆成擔地販運到廣東、湖南及江西等邊遠山區(qū)變售，獲取暴利。官府發(fā)現(xiàn)以后下令取締并通緝謝火龍。謝火龍潛逃后，不是洗手不干了，而是將“花邊廠”轉(zhuǎn)移到永新縣牛田村，繼續(xù)生產(chǎn)。由于官府窮追猛打，謝火龍不得不在一段時間后歇業(yè)。王佐在井岡山拉起隊伍，聞知此事，便把謝火龍接上山去，專門鑄造“花邊”供其使用。
“花邊廠”重新開業(yè)，不但性質(zhì)變了，規(guī)模也壯大了，它已成為紅軍反對國民黨經(jīng)濟封鎖的一個重要單位，直接歸屬王佐的防務委員會領導。謝火龍來到井岡山后一改過去偷偷摸摸而大張旗鼓地干。新的“造幣廠”設在上井村一位鄒姓老表家，同時分別在黃洋界下的牛路坑及茨坪設立銀元粗坯車間，生產(chǎn)規(guī)模不斷擴大，又從水口山鉛錫礦抽調(diào)工人充實造幣廠。當然，這時的造幣廠，一切生產(chǎn)設備都比較簡陋，沿用了鄉(xiāng)間打鐵的風箱、火爐、鐵鉗等，比較先進點的就是有了熔銀器、沖壓架，而這個沖壓架也是造幣廠的工人們自己設計制造出來的。他們在一個高1丈、寬6尺的硬木架上安放一對重500斤的花崗巖，嵌入印模，下印模石固定在沖壓架的下端中央，上印模石系上繩索，生產(chǎn)時通過頂架滑輪數(shù)人將上印模石拔起，工人們及時放上粗坯和熔好的白銀液體，如此一放一拉，沖壓成模，每開爐一次，生產(chǎn)“花邊”四五百枚。
造幣廠使用的原材料，主要來源于紅軍打土豪所得的各種銀質(zhì)器具，花邊印模則是市面流通的墨西哥“鷹洋”。為使這種銀幣與原有的“鷹洋”有所區(qū)別，在銀元正面都鑿上一個“工”字，意味工農(nóng)民主政府銀元。因此，根據(jù)地軍民都把這種銀元稱之為“工”字銀元。
“工”字銀元由于技術原因，品相比較粗糙。流通到市場后，商人和群眾不敢用，后來經(jīng)各級蘇維埃政府大力宣傳，廣大群眾和與根據(jù)地打交道的商人知道系紅軍造幣廠鑄造的，又是純銀品，便在井岡山地區(qū)流通起來。
毛澤東、朱德等紅四軍領導對造幣廠工作也極為重視。為了解決原料來源，毛澤東下令部隊，每打下一處城鎮(zhèn)、一家土豪都要指揮員注意收集銀器，交軍需處備用。1928年6月上旬，毛澤東、朱德還陪同湖南省巡視員杜修經(jīng)專門視察了造幣廠，鼓勵工人們積極生產(chǎn)，并強調(diào)了要提高銀幣的質(zhì)量問題。杜修經(jīng)是1928年中共湖南省委派到井岡山視察的代表。他在《四上井岡山》一文中說，他曾陪同毛澤東、朱德、陳毅等去視察了后方機關。“我們看望傷病員后，就來到另一個村子的小橋邊。那里有一個鑄造銀洋的造幣廠，用的是墨西哥的模子，他們造出的銀洋，我還拿了兩個。毛澤東同志告訴我說，原來那里是造假銀洋的地方，那時只有一個墨西哥的模子。他還告訴我，原來王佐也在這里住過，造過銀洋。在這期間，我還在附近給水口山的工人同志傳達了省委的指示精神。”毛澤東告訴杜修經(jīng)的話說得很明確，“原來那里是造假銀洋的地方，那時只有一個墨西哥的模子”，不但說明了我們是利用現(xiàn)成技術，而且也說明了“工”字銀元為什么是“墨西哥鷹洋版”的原因。正因為井岡山“工”字銀元的特殊經(jīng)歷，使其成為收藏市場的熱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