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政府主導的落戶標準與與市場所需要的勞動力背道而馳。從目前為止，各地都是設想通過居住證制度篩選出當地所需要的勞動力，就像上海一樣，根據不同條件對居住證持有者進行三六九等劃分。這種辦法看起來很科學很規范也便于操作，但最終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繡花枕頭。因為目前的各種條條框框，無非是政府提供了一種選馬的標準。但是這種以政府標準篩選出來的馬匹能不能經受市場考驗，還是值得商榷。當年馬云在上海創業不受待見，最后悻悻然回杭州，上海創業環境差是一個因素，但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是他非名校畢業的教育履歷——在名校扎堆的上海，馬云持有杭州師范學院的履歷自然如入不了上海市政府的法眼。盡管名校畢業生創業成功的可能性更高高，但也不能排除那些像馬云一樣來自草根的企業家。事實上，這些人還不少。但是在上海的居住證管理辦法中，這些人在創業初期時享受的待遇可能要遠低于那些名校畢業的上班族。
再次，居住證辦法中的三六九等劃分無法體現各個職業的真實貢獻。在目前的辦法中，對教育背景和專業技能尤為看重：教育背景指標最高分值110分，專業技術職稱和技能等級指標最高分值140分。相比較之下，年齡分值較少：年齡指標的分值最高30分。按照這個分值，意味著高學歷者給上海的貢獻遠大于低學歷者，但真的如此嗎？未必。現在大學的新晉講師可能是供大于求，但清潔工人可能是供給不足。如果說這種情況反映了某種現實，應該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珍貴才是，盡管在現有的辦法下類似“環衛”等特殊公共服務可以享受加分，但加分幅度也只有20分——遠遜于高學歷者，換句話說，目前這個辦法下沒有體現出工作的稀缺程度，高學歷者永遠比低學歷者更加受到重視。
最后，居住證制度繼承了原有戶籍制度的各種弊病，同時將其顯性化。在原有戶籍制度下，公共服務的歧視是以戶籍為識別載體，我們可以說其是需要破除的計劃經濟遺產。但是在居住證制度下，不僅僅承認了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之間的差別，同時還在非戶籍人口之間制造新的不平等。對于非戶籍居民而言，申請居住證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享受當地的公共服務。盡管在很多國家，個人如要享受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通常需要個人提供一定的對價———如失業救濟需要以就業時繳納失業保險、領取養老金需要個人繳納社會保險費為前提，但是對于子女的教育，則很少有國家會對此作出類似規定。
為什么不能因為父母的情況而限制子女的教育？很重要的原因是子女無法選擇出身，不同階層的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本身就已經存在差異，如果政府再予以不同的區分，則會強化這種不平等，而這對其子女是非常不公平的。相反，有些國家倒是采取另外的措施來矯正這種出身上的不公平——如備受爭議的美國平權法案。而目前很多城市在居住證上將子女受教育與居住證掛鉤的做法，倒是強化了這種先天不平等，按照上海的辦法，農民工的子女可能永遠無法獲得在上海參加高考的機會，而大學教授的子女就很簡單。在目前各省市高等教育資源不均衡的背景下，這種不公平的格局將會繼續延續。
如果戶籍制度要真改革，那么就要打破地方政府對落戶標準的壟斷，讓一國公民能夠在國內各個城市自由落戶。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要人財物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內流動，但居住證制度的實施則是進一步分割了這個市場，同時還會導致社會族群的內部紛爭。無論是從經濟意義或者是文化意義，這都不是一個好的選項。（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