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一次表演中,伊恩穿著紅軍裝,扭著秧歌,手拿紅色的《毛澤東選集》,唱完了《社會主義好》。事后,伊恩承認,《毛澤東選集》里面夾了很多歌詞。
當時的評委周立波評價伊恩,“真像是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同樣是評委的伊能靜(微博)則問道,“這是一個很好的秀,但算什么達人呢?紅歌達人嗎?”
結果是,3個評委當中,伊能靜給了伊恩一個NO。但紅歌達人從此就成了伊恩的標簽。上海某區甚至還想讓伊恩做他們的公益廣告代言人。“意思是紅歌達人教你做什么什么一類的。”
但電視臺播出來的結果跟伊恩在現場錄制的結果卻不一樣。伊恩說,在現場時,3個評委都給了他YES。當時,他打電話去跟中國達人秀的導演組溝通,想問清楚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復是,“這個沒關系,是為了讓觀眾對你更加好奇。”
伊恩也沒過于較真,他清楚,這只是一場秀,只要領導看到高興就好了。但這些卻令余燕伶感到不滿,她覺得伊恩來到中國后,把他身上所有的規則都改變了。
通過中國達人秀,伊恩說出了他想“把紅歌唱遍全中國的夢想”。伊恩說,就在我采訪他的第二天,三亞電視臺的記者找到他,希望他出來談談中國夢。“不知道唱紅歌算不算中國夢?”
伊恩也說不清楚,這個夢到底是他自己心里想的,還是達人秀導演組給他編的。他惟一清楚的是,為了表演效果,他必須這么說。他還把這個夢帶到了現實生活中,面對媒體,他總是不停地重復強調這個夢。
為了秀的表演,伊恩最終把這個夢變成了一種身份認同。但這個夢,隨著重慶紅歌的落幕,變得飄渺。最明顯的變化就是伊恩在此前后兩次去重慶演出。
重慶紅歌落幕前,伊恩被重慶一個縣城邀請過去唱紅歌,受到了當地領導的高規格接待。甚至有公司想跟他簽約,在重慶辦些小型紅歌會。但當重慶紅歌落幕后,伊恩再去重慶時,邀請方不允許他唱紅歌,而是臨時讓他唱阿黛爾的歌。可那時的伊恩連阿黛爾是誰都不知道,只好作罷。
隨之而來,是各地取消跟他約好的紅歌演出。最明顯的一次就是《我要上春晚》節目組。十八大前,《我要上春晚》邀請伊恩參加,伊恩爽快答應。“我知道沒什么希望,但還是希望上去宣傳一下自己。”
但最終,伊恩失去了這次機會。“我打電話過去問,給我的回話就是不知道結果是怎么樣,就不讓我參加了。”
伊恩不知道紅歌還會不會允許唱下去。如果允許的話,他想到西藏、新疆等邊區去唱。 “有紅歌的任務,準備隨時為黨唱歌。”他說,“我最大的客戶就是中國共產黨。”(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