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9點，艾爾肯與同伴們騎著三輪車，到東直門、中央民族大學等地販賣，常需要騎行30至40公里。午飯吃自帶的馕，或是到拉面館吃碗拉面。
夜晚9點，他們相約返回位于城鄉接合部的家，由于收入微薄與租房困難，多是四五個人，擠在10平米大小的小屋或地下室。租金500至800元，大都破舊、潮濕，且無法供暖。
艾爾肯常要在寒風中站上一天，他被城管抓過十多次。每次車與切糕被一股腦沒收，需要繳納300至500元，等上15天才能取回。
對于艾爾肯來說，更大的痛苦則在于語言。每次當他站在街頭，用蹩腳的普通話叫賣時，人們總會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他。
與顧客討價還價，直率卻口訥的他只能揮舞著手比劃，這曾經嚇跑了一個小女孩，“很難受。”
艾爾肯初中時的漢語課老師，自己的漢語就說得磕磕巴巴。如今，克孜勒博依鄉學校的28個漢語老師，也僅有15個是漢語專業畢業。沒有足夠的漢族老師，是老師阿衣努最大的擔心。
偷竊與強賣的確在一部分人中存在，而對辛苦打拼的艾爾肯們來說，較低的文化水平與生活階層則是這個群體的形象滑向負面的加速器。他們不善言說、傳統習慣與內地迥異、難以或者干脆不愿溝通導致新疆農村年輕人很難在內地被接納。
“瑪仁糖”呢， 滲入唇齒的香甜呢？
依靠賣切糕每月5000元左右的收入，艾爾肯幫助父親治好了胃病，還娶了媳婦兒。
如今在喀什街頭，仍隨處可見到切糕。在發源地，切糕保持著樸素而原始的售賣方式——商販們將切糕切成2厘米寬的大小，整齊擺放，并按照不同的干果種類明碼標價：核桃7元1塊，杏仁5元1塊，瓜子、花生等則1元1塊。
然而當切糕進入城市，卻發生了奇異而微妙的變化：原先的切糕，均是使用云南個小仁白的核桃，再用木板壓得緊實。最近幾年，每斤核桃由20元漲到了45元，制作者只能使用花生代替，只在表面鋪一層薄薄的核桃。
切糕的利潤隨之降低。吐爾遜已經在廣州賣了近6年切糕。據他透露，400斤的切糕，按45元錢一斤的標準，最多能賣1.8萬元。按照原料的優劣，其成本價格則在兩千到五千不等。最多時，吐爾遜在4個月可以賺8萬元。
吐爾遜和他的同伴們，也學會了迎合城里人的口味的喜好，用葡萄干、果仁等在表面鋪展成花紋，“城里人喜歡花哨的”。
最大的改變則來自售賣方式。由于終日游走、東躲西藏，將切糕切成小塊不再便于搬運及保存；相較南疆百姓而言，城里人顯然更具購買力，“一小塊一小塊地售賣，賺錢太慢”，依據顧客需要來切割售賣遂成習慣。而這一售賣方式隨之又被那些不愿在寒風中耐心苦等的同鄉“發展利用”了。
依靠賣切糕每月5000元左右的收入，艾爾肯幫助父親治好了胃病，還娶了媳婦兒。
和吐爾遜一起在廣州賣切糕的來自和田的阿卜力甚至學會了抽煙。這群年輕人還常常騎著改裝的三輪車，轟鳴著逆行在城市主干道的快車道上，“這看上去很酷”。
但是那糖稀裹著核桃的“瑪仁糖”呢，那滲入唇齒的香甜呢？沒有了，它們現在只有一個硬邦邦的名字：“切糕”。
艾爾肯感到失落：他們的貨物日益令“城里人”談之色變——分量足，價格高，小小一塊就價錢不菲；另一方面，確實有一部分人強買強賣，破壞了規則。
2011年，艾爾肯還是放棄了生意，回到了家鄉。家鄉已經在緩慢地改變：2010年5月，喀什設立經濟特區，大量的援建項目隨之進入。
2011年4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來到伽師縣一個棚戶區改造項目的開工現場，和當地干部交流了伽師縣的民生建設，也談到了他的憂心和焦慮：“任務很重，我經常為此睡不著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