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劉琪 韓昱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兩大重要支柱，也是支持擴大內需、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兩大重要手段。
積極的財政政策能發揮乘數效應擴大總需求，穩健的貨幣政策可通過貨幣信貸、利率等政策作用于經濟，二者協同發力相輔相成創造宏觀政策空間，營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在穩定經濟、促進增長、調整結構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聚焦中國式現代化目標任務，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需要協同發力。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加力、提質增效；穩健的貨幣政策靈活適度、精準有效。通過二者的“協奏”，更好地引導資源配置，優化經濟結構，激發市場活力，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為譜寫中國式現代化華彩樂章貢獻更多力量。
打好“組合拳”
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
今年以來，宏觀政策打出了一系列“組合拳”。處于宏觀調控政策基礎地位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在“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精準有效”的總基調下，協同配合、靠前發力、有效落實，鞏固和增強了經濟回升向好的態勢。
從財政政策看，我國實施了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等一攬子積極財政政策，不僅在當前有力擴大需求，拉動投資和消費，長遠看還能夠有力支持實體經濟多元化布局，推動產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從貨幣政策看，強化逆周期調節，綜合運用利率、準備金、再貸款等工具，切實服務實體經濟，有效防控金融風險，為經濟回升向好創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與此同時，近年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聯動也不斷加強，政策合力不斷釋放。一是熨平日常財政收支的影響，中國人民銀行（以下簡稱“央行”）持續加強日常的流動性管理，做好對財政收支變化的跟蹤預判，靈活運用公開市場逆回購等工具進行對沖，在有效配合財政政策實施的同時，保持了流動性的合理充裕。
二是支持政府債券集中發行。例如，央行在貨幣政策操作中廣泛使用國債、地方債作為質押品，配合財政部積極開展國債做市支持操作，提升政府債券二級市場流動性，不斷增強投資吸引力。
三是協同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優化。貨幣政策通過建立健全激勵機制，可有效引導銀行優化信貸結構，進一步增加對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資金供給，與財政政策協同推進經濟結構調整。
值得一提的是，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也是今年我國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在行動方案落實的進程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高效協同，引導市場主體參與。例如，財政部預撥中央財政資金64.4億元支持汽車以舊換新；央行設立5000億元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激勵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科技型中小企業、重點領域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項目的金融支持力度。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國商業經濟學會副會長、華德榜創始人宋向清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近年來，我國通過不斷優化財稅管理體制、信貸管理體制，加強法治建設、提高透明度和效率等，為建設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堅實的財政基礎、信貸基礎和有效的經濟調控手段，助力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經濟高質量發展
必須強化財稅金融支持
2023年12月份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落實金融體制改革”。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明確，“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落實金融體制改革部署，加大對高質量發展的財稅金融支持”。
財稅體制改革是關系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刻變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曾于1994年、2014年進行了財稅體制改革。其中，1994年實施的工商稅制和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建立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財稅體制的基本框架。2014年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我國預算管理制度不斷改進，稅收制度日趨完善，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逐步建立。
財稅體制改革蹄疾步穩，我國財政實力不斷增強。公開數據顯示，從2012年至2023年，我國財政收入從11.7萬億元增長至21.68萬億元，支出規模從12.6萬億元增加至27.46萬億元，財政“蛋糕”越做越大。
今年以來，超長期特別國債“開閘”發行、結構性減稅降費政策不斷落實等一系列財政政策舉措落地起效，這也是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成效的最新體現。
今年3月份，財政部黨組書記、部長藍佛安在《堅定信心真抓實干扎實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下簡稱《文章》）中提到，“緊緊圍繞中國式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目標要求，堅持分稅制改革基本原則，并與黨的十八大以來財稅體制改革成果相銜接，持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此次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也仍將在分稅制原則下進行。“分稅制旨在理順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國家與企業和個人的關系，充分調動和發揮各方積極性，提高財政整體效能。”宋向清表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預計將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
《文章》也提到，“研究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探索建立促進高質量發展的轉移支付激勵約束機制”“研究完善財政體制，加快推進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健全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
中央財經大學財稅學院教授白彥鋒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政府間財政關系方面，重心在于充分調動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其中，適度穩定轉移支付規模，是可以考慮的選擇之一。
從稅種改革的方向來看，今年3月份發布的《關于2023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24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提到，“推動消費稅改革，完善增值稅制度”。
消費稅方面，早在2019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印發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后調整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改革推進方案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就曾明確，“后移消費稅征收環節并穩步下劃地方”為主要改革措施之一。
重要的是適度擴圍、促進稅收公平。宋向清表示，期待能夠調整優化征收范圍、稅率，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以適應新的消費模式和環保需求。
增值稅方面，《通知》提出，“保持增值稅‘五五分享’比例穩定”“調整完善增值稅留抵退稅分擔機制”。
“重要的是簡并一般納稅人稅率，充分發揮增值稅作為‘中性稅種’在促增長、提效率方面的積極作用，按照‘寬稅基、低稅率、少優惠、嚴征管’最優稅制的原則推動我國第一大稅種的進一步完善。”白彥鋒說。
堅持支持性貨幣政策
為經濟持續回升提供保障
財稅體制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向來也被視為改革路上難啃的“硬骨頭”。在財稅體制深化改革的過程中，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其協同發力對于推動改革進程、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也至關重要。
今年以來，我國堅持支持性的貨幣政策立場，為經濟持續回升向好提供金融支持。
在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明明看來，在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過程中，也應繼續支持支持性的貨幣政策。因為現階段只有堅持支持性的貨幣政策，才能為我國經濟健康發展、持續回升提供有力保障。
具體而言，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等方式，調節市場流動性，確保財政政策的順利實施和資金的有效流動，并適時調整政策利率，促進實體融資成本下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此外，也可以通過設立結構性工具的方式，配合稅制改革。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近期表示：“近年來，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快速發展，債券市場的規模和深度逐步提升，央行通過在二級市場買賣國債投放基礎貨幣的條件逐漸成熟。”
隨后在7月1日，央行宣布決定于近期面向部分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開展國債借入操作。
從最新進展來看，央行已與幾家主要金融機構簽訂債券借入協議。目前已簽協議的金融機構可供出借的中長期國債有數千億元，央行將采用無固定期限、信用方式借入國債，且將視債券市場運行情況，持續借入并賣出國債。
國債兼具財政屬性和金融屬性，央行將國債買賣納入貨幣政策工具箱也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同配合的重要體現，在提高財政政策效能的同時，進一步提升了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效率。
“央行將使用國債作為貨幣政策工具，通過在二級市場買賣國債，靈活地投放和回收基礎貨幣，以調節市場流動性。通過在二級市場操作，央行可以有效引導市場預期，增強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預見性，減少市場波動。”明明說，這也能夠更好防范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維護金融穩定，實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同發力，有助于平衡經濟增長和風險防控，促進經濟平穩運行。
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隨著債券市場規模和深度逐步提升，在公開市場操作中逐步增加國債買賣進入政策視野。這種方式可以實現買賣雙向運作，與其他工具綜合搭配，可以共同營造適宜的流動性環境。
如前所述，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兩大重要支柱，是支持擴大內需、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兩大重要手段。在當前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財政政策加碼、貨幣政策配合的組合式“協奏”，有望逐漸成為政策主流。可以相信，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強大助力下，中國宏觀經濟必將得到很好的治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必將夢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