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之言

    身為反壟斷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同時還是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以此推導，可以說，張昕竹自2008年至今一直擔任國內移動通信產品分銷商天音控股的獨立董事，事實上也是不太合適的。

    世事難料，曾參與起草《反壟斷法》的張昕竹，最終卻陷入到事關反壟斷的漩渦之中——8月12日，社科院研究員張昕竹被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宣布解聘，不再擔任該咨詢組成員，原因是“違反工作紀律”。

    據相關媒體報道，張昕竹之所以遭到解聘，直接與去年底國家發改委對全球芯片巨頭高通的反壟斷調查有關，而在我國反壟斷調查的步步逼近中，身為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的張昕竹，不但屢屢為高通辯護，而且還參與編寫了“旨在為高通洗白”的厚達幾百頁的報告文件。

    此事一經浮出水面，作為反壟斷專家咨詢組2011年成立以來的首個解聘成員，張昕竹立即成為眾矢之的。盡管，在事發之后，張昕竹以“發改委相關機構并未向其征詢意見”為由自辯，但是，客觀而論，這是毫無說服力的，因為，沒有向其征詢意見，并不代表作為反壟斷專家咨詢組成員沒有主動溝通的義務，更不代表張昕竹可以一邊擔任反壟斷專家咨詢組成員，一邊又為反壟斷調查對象高通提供咨詢服務。

    在真相還沒有水落石出之前，沒有必要過多糾纏于張昕竹所為，到底是違規、還是違法。相反，我們倒有必要對常識進行辨析，張昕竹身為國務院反壟斷專家咨詢組成員，本應對涉及反壟斷的商業咨詢業務秉持“回避原則”，更何況業務對象是反壟斷調查對象高通呢！

    缺乏起碼的“回避原則”，不僅說明張昕竹個人的道德操守可能存在問題，而且也間接表明我國除“政商旋轉門”之外，還普遍存在“產學旋轉門”的亂象。

    聚焦到張昕竹解聘門事件，我們可以大膽猜測，如果高通為張昕竹支付了高額報酬，那么其所看中的，極可能不僅僅是張昕竹的專業水平，還可能與其作為反壟斷專家咨詢組成員的話語權有關。

    當然，對上述進行質疑，并非否定產學結合的積極意義，而是旨在說明，如果學者本身已受聘相關政府咨詢機構、或者已接受相關部委的課題委托，再參與該部委職能范疇內的涉企商業活動，是極其不妥的。這是因為，很有可能會導致此類學者將對該領域的話語權和知情權，經由涉企商業活動進行間接利益輸送。

    學者專家可以積極參與產學結合，但如果其已受聘于相關政府咨詢機構，則必須秉持起碼的“回避原則”。再以張昕竹為例，身為反壟斷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同時還是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以此再進行推導，可以說，其自2008年至今一直擔任國內移動通信產品分銷商天音控股的獨立董事，事實上也是不太合適的。

    自去年10月中組部下發《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后，我國政商旋轉門的亂象，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迄今為止，僅滬深兩市就有120名官員獨董請辭。

    而與“政商旋轉門”相比，“產學旋轉門”的利益輸送路徑，往往相對間接且更為隱蔽，故而，對此我們更有必要提高警惕，不僅應強化相關政府部門出臺的工作紀律，而且還應健全相關法律、并嚴格執行，以便切實扭轉我國“產學旋轉門”亂象。

    □楊國英（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