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證券日報社為例，職工實發工資增加100元，政府稅費要交納71.5元。要真正增加職工收入，就要——
以增加職工收入為基準“逆向減稅”
——再論尋找中國經濟發展的直接動力
-謝鎮江 馬方業
10月16日《證券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謝鎮江、馬方業的文章：《尋找中國經濟發展的直接動力 ——怎樣把政府豢養的幾只胖老虎、懶老虎放出來》，引起各方面的廣泛關注。該文是從資本市場角度談了談我們的建議。本文我們將從以增加職工收入為基準的逆向減稅談尋找中國經濟發展的直接動力這個問題。
100家上市公司統計結果說明，各項稅收是其凈利潤5倍，中國企業稅負還說不重？
今年全國“兩會”閉幕后，李克強總理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與中外記者見面并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政府有錯位，就應該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這是削權，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但這是發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
其實，給企業減負減稅的過程，也是政府轉變職能，簡政放權的改革過程，也是厘清和理順政府與市場、與社會之間關系的過程，更是企業轉型升級，變革創新與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提升過程。毫無疑問，給企業減負是方向，減負首先要減稅，而且應快速啟動。
2009年1月21日，本報曾刊發過謝鎮江、張亮的一篇文章：即《關于“給每人發1000元”的深度思考》。該文刊發后當時也引發了社會的廣泛熱議。鳳凰衛視[微博]旗下鳳凰網就此還進行過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在參與調查的近4萬名網友中，近九成支持“給每人發1000元”。 由于全民發錢問題沒有任何部門可以獲取權力與利益，因此，實行起來確有實際困難。中國是“部門經濟”和“諸侯經濟”，一件事如果沒有部門和某些人獲益，即使利國利民也無法實施。對此，我們不再抱有奢望。
雖然做不到直接發錢，但目前中國又到了須認真考慮“發錢”的時候了。不過，我們在本文中所提的“發錢”，主要指的是對身處經濟第一線的各類企業做“減法”，即快速啟動企業的減稅行為。
畢竟當前中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稅費負擔已十分沉重了。
《中國企業家》在去年曾有過權威調查，結果顯示，高達63%的被調查企業認為自身的稅負較重，90%的被調查企業認為結構性減稅不到位。在制造業中，則有23%的企業表示，其稅收與利潤的比率在100%以上，33%的企業認為稅收負擔直接影響企業的設備升級；42%的企業認為直接影響創新和轉型升級；33%的企業認為會影響員工福利和收入。
再拿我們《證券日報》社的例子來說說。假如報社某員工月薪一萬元，如給這位職工多應發100元，僅五險一金項下，報社就得多承擔并上交43.5元人民幣。也就是說這位職工多到手100元，扣除個人繳納五險一金(按10.2%的稅率)之后，再要上繳個人所得稅(按20%的稅率)，個人實際得到72元左右，上交政府28元左右。這樣，政府部門就會以不同稅費方式大概收走了71.5元左右。
中國的上市公司群體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的精華部分，是中國企業最優秀的代表了。那么這些上市公司的稅費負擔、社保支出情況如何呢？今年中國上市公司協會發布的最新調查報告顯示出3個“突出性”驚人數字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一是，企業繳稅已占營業收入近10%；二是，全國24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100多家公司上繳的稅費是其凈利潤的5倍以上；三是，在1539家受訪企業中，有93%的企業認為應將降低企業稅負、簡化稅種作為稅收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當然，報告中社保支出重亦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
這三個數字告訴我們，作為上市公司這群中國最優秀企業的代表，其負擔尚且如此沉重，更何況處在“熱金融，冷經濟”當下且未上市的其它中小微實體企業了？
美國：注銷100%的投資成本
日本：企業減稅萬億日元
今年10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式宣布明年4月1日起將消費稅率從當前的5%提高到8%，以用于企業減稅和財政改善。同時，日本政府還將于今年12月起逐步開展經濟刺激政策，包括預計達5萬億日元(約合510億美元)的補充預算和規模近萬億日元規模的企業減稅政策。在這里，請大家注意，僅僅下調目前38.01%的企業稅率一項政策選擇就可為日企減稅近萬億日元(約合近100億美元)。
最新消息稱，法國議會下院已通過投票批準了今明兩年內向年薪超過100萬歐元的個人征收“特別富人稅”的議案。2013年和2014年在法國進行工商注冊的企業將為年收入超過100萬歐元的員工繳納名為“特別互助貢獻”的稅收，稅率為50%，但規定一家企業此項稅種所繳納的總額不超其營業額的5%。
除了讓富人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外，法國政府目前正在考慮將33%的公司稅削減至30%，并將此作為稅收大整改的一部分內容。
與法國總統奧朗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奧巴馬，早在2011年就一直在推行所謂的“巴菲特規則”，即向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美國富翁“開刀”，征收30%的所得稅，并以此為競選連任的重要綱領。最近奧巴馬政府“停擺”，其實最為關健的原因就在于共和黨不想廢除《醫改法》，不想讓富人承擔起更多責任。
另外，早在2010年9月8日，奧巴馬就曾在克利夫蘭市發表講話，提出針對工廠及設備投資的稅項扣除，增加并擴大對企業研發的稅收優惠，全美約150萬家企業預計會從這一計劃中受益。根據奧巴馬提出的計劃，此前通過“額外折舊率”措施，在報稅時注銷50%新增固定投資成本的美國廠商可以注銷百分之百的相關投資成本。該計劃下，美國廠商購買拖拉機、風力發電機、電腦和太陽能電池板等設備的開支在報稅時都能夠免稅。新措施將讓商家手頭上保有更多現金，以及鼓勵他們進行更多投資和制造更多就業機會。該項措施相當于為企業減稅2000億美元。同年9月27日奧巴馬簽署了這項旨在幫助小企業貸款和減稅，增加就業的法案，使得這項討論多時的法案終成法律。據了解，該法案將為小企業減稅120億美元。奧巴馬總統連任后，2012年2月22日公布企業所得稅減免的具體方案，提議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從35%下調至28%。
因此，無論是從國內企業的實際負擔還是世界經濟復蘇的大環境以及主要發達國家給企業減稅的趨勢看，必須加大力度給我們中國自己的企業減負減稅以迅速啟動中國經濟的大發展。
每增加職工收入100元
應該減稅費20元
我們認為，給企業減負減稅需堅持兩個原則：一是要與民生工程掛鉤，二是要與增加職工收入直接掛鉤。為此，在具體措施上我們提出如下建議，供大家思考：
(一)逆向減稅。原則是以增加職工實際收入為核心指標，每增加職工收入100元，減稅費20元左右(按71.5元的30%計算)。
最新消息稱，中央財政近日將安排50億元人民幣全部用于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具體包括京津冀蒙晉魯六個省份)大氣污染治理工作，重點向治理任務重的河北省傾斜。引人注意的是，此次財政部表態稱，該項資金會以“以獎代補”的方式，按上述地區預期污染物減排量、污染治理投入、PM2.5濃度下降比例三項因素進行分配。本年度結束后，中央財政將對上述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成效進行考核，根據實際考核結果再進行獎勵資金清算，突出績效導向作用。
中央財政的這次安排在思維方式上開始有了“逆向”的味道，不見兔子不撒鷹。而以前我們往往是資金安排下去了，能否真正見成效常常是要打折扣的。其實，由于計劃經濟下的慣性思維，我們的減稅措施也大體如此，基本是按減多少稅收，增多少財政支出負擔來給職工撒“胡椒面”。從總量上看，國家付出了巨額代價，但從職工個人身上體現的卻僅僅是非常艱難獲得的星星點點的實惠。現在該是停止這種模式的時候了。
在此強調的是，我們所提出的逆向減稅，模式倒改，即以提高職工的實際收入為核心指標進行減負稅費的。職工每增收100元，在本財政年度中，財政與稅費部門應該減負30%(若按71.5元的30%計算，為20元左右)。具體方案應由國家相關部門盡快提出。
同時，我們提議，企業在與工會、職代會充分協商的基礎上，盡最大可能減少社保支出。如上所述，社保支出已成為多數企業普遍感到負擔較重的一個突出問題。以北京市為例，2013年在職職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的職工按照其本人2012年的月平均工資確定繳費基數。其中，繳費基數上限按照本市2012年職工月平均工資的300%確定，最高不超過15669元。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的職工繳費基數下限按照北京市2012年職工月平均工資的40%，最低不低于2089元；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的職工，繳費基數下限按照北京市2012年職工月平均工資的60%，最低不低于3134元。如果我們取高限15669元計算，若一個擁有500人的中小企業，其一年此一項的支出將達7834500元。近800萬元的開支對一個中小企業而言，負擔的確不輕，更何況企業當前處于宏觀調控，產業轉型下經營環境不佳、效益較差的時期。
(二) 營改增的改革要簡化成直接減營業稅一個百分點。
早在2012年國務院就明確提出要穩步擴大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行業和地區范圍，但從實踐層面看，上海的試點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但上海的物流企業稅負增加卻十分明顯。據2011年3月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對上海65家大型物流企業的調查結果顯示，2008年至2010年三年年均營業稅實際負擔率為1.3%，其中貨物運輸業務負擔率平均為1.88%。在實行“營改增”試點后，貨物運輸企業實際增值稅負擔率增加到4.2%。參與試點的上海21家物流企業中，67%的試點企業所繳納的2012年1月的增值稅比以往繳納的營業稅平均增加稅負5萬元，個別突出的大型物流企業則是增加了100萬元。另據《人民日報》的報道稱，最早試點的上海，至今年2月，因稅負不降反升、“感覺很痛苦”的企業，所占比重為9.2%。我們知道，增值稅最大特點是可以有抵扣項，但是比如文化創意企業類能夠抵扣的東西卻不多，營改增后，有可能其稅負不降反增。因此，對如物流、文創等企業建議可以直接較大幅度的降低營業稅。當然，營業稅屬于流轉稅制中的一個主要稅種，特點在于不考慮企業是否盈利，且極易出現重復征稅。因此在未試點營改增的省區在營業稅的征收上采取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