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被孟京輝用
天馬行空的方式搬上舞臺
余華的小說《活著》本月初被首次改編成話劇搬上舞臺，備受關注。11月2日~4日，該劇將登陸友誼劇院與廣州觀眾見面。本報記者與身在美國的余華進行了書面采訪。看了話劇《活著》首演后，余華說：“有點陌生，還需要時間好好消化。”他又笑稱對導演孟京輝是完全支持和放權的，“改不好，你就罵他們好了，跟我沒關系。”談到如何看待“活著”，余華說：“20年前覺得是忍受，而現在睡個好覺就挺好了。但最好是別去想這個問題，因為活著都不容易。”
之前有消息稱袁泉可能缺席話劇《活著》廣州站的演出，不過如今已確定，黃渤與袁泉兩位重量級演員將在廣州同臺飆戲。
出演“福貴”的黃渤需要在無中場休息的三個小時中幾乎沒有停頓地演出，有大段的獨白、舞蹈，要從舊社會的浪蕩風流，演到戰場上的苦中作樂，再到演繹真情父愛、淡然老者，人物年齡跨度大，經歷曲折，極具挑戰性。黃渤在劇中有很多片段都讓人印象深刻，如當“福貴”的兒子因抽血而死的時候，“福貴”一改以往的隱而不發，情緒在一瞬間傾瀉而出，此時的黃渤，跪在舞臺上將礦泉水一瓶接一瓶地砸爛在地上，場面蒼涼、悲愴。
如果說黃渤是這舞臺的呼吸和嘆息，那么袁泉就是舞臺的眼神。這位“話劇公主”具有天生不可多得的文藝氣質和獨到的洞察力，她飾演的“家珍”深刻地挖掘和展現了傳統東方女性身上的忍讓、賢淑、細膩、善良的特質，一顰一笑都恰到好處。
當然，《活著》的演員陣容不止如此，王楠、王奕、李蘊杰等的加盟都為話劇錦上添花。
舞臺顛覆
“四維空間”魅力無限
《活著》的舞臺被設計得奇異又巧妙，數條一米深的割裂深溝，讓演員可以完全藏身其間，變換不同方式出其不意地登臺亮相。這一上一下的交替，不僅增加了舞臺的靈動感，同時在視覺上造成一種錯落有致的奇特效果，也象征性地展示出人生的跌宕以及隱藏其間的能量。
更具顛覆性的是，舞臺兩邊的鏡像映射讓舞臺超越了空間的限制，觀眾可在極富創意的舞臺設計中，感受到時間的無限性和空間的跌宕感。“舞美造夢師”張武用割裂的舞臺和鏡像的映射開創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四維空間”，為話劇《活著》撐開了舞臺表現的新維度。
關于《活著》的改編：
“孟京輝用天馬行空的方式忠實于原著，這讓我吃驚”
9月4日，國家大劇院，話劇《活著》首演。
一開場就是五分鐘漫長的水滴聲。余華就坐在臺下的觀眾席里，也和其他人一樣好奇：以乖張著稱的孟京輝的葫蘆里到底在賣什么藥？他們不知道接下來將要看到的，到底是忠實原著的舞臺再現，還是又一次孟氏戲劇的先鋒狂歡。
三個小時、沒有中場休息的演出結束，劇院的燈亮起，余華早已淚流滿面，他上臺時表示：“孟京輝在用天馬行空的方式忠實于原著，這讓我吃驚，他像我期待的那樣，給我帶來了陌生感，整個演出中我都在擦淚，就如同當初校對小說時。黃渤和袁泉很出色，所有的演員都情緒飽滿。”
這是余華第一次看到該話劇的成品。此前，簽訂改編合同時，余華在國外，是授權杭州市文聯代簽的。究竟改編成什么樣，余華沒有給孟京輝任何“指導思想”或“劃定禁區”，甚至連改編費是多少都不知道。對于項目策劃和選角，他也堅持不參與。這種放權和支持源于他對孟京輝的充分信任，“我看過他導演的作品，還蠻欣賞的。”更重要的是，“他很喜歡原著，不需要刻意貶低某一部作品來抬高自己，不像《兄弟》排話劇時，導演還一個勁地批評小說”。
有意思的是，黃渤本來是第二人選，孟京輝最開始屬意葛優。可葛優一聽“三個小時里全是你不停地演”就感覺“會死人”。他猶豫了一下，說自己最近事情多，老父親身體也不好，于是就推辭了。然后才輪到黃渤，孟京輝認為黃渤擅長演繹小人物，幾經漂泊的經歷和豐富的表演經歷等基本條件都符合，他簡直就有一張“福貴”的臉。
余華說，“每個作家都有一本自己的幸運之書”，他那本就是《活著》，而話劇首演距余華《活著》完稿恰好20年，這本被譽為“20世紀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小說”對余華的意義不言而喻。但在《活著》被宣布改編成話劇的新聞發布會上，余華卻表示：“今天我以原著作者的身份出席，之后話劇《活著》和我半點關系也沒有，孟京輝就是把它改成《許三觀賣血記》都可以，你們可以罵他們。”
其實，小說《活著》對余華更大的價值是新的寫作方式，他從第三人稱改到第一人稱，“它讓我突破了固步自封。因為當你用一種風格獲得成功之后，是很難放棄的。但是我發現用過去的方式寫《活著》，就寫不下去。”這個樸素的轉變更多是為了適應題材的變化，“像福貴這樣一個人，你要是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看的話，他除了苦難以外什么都沒有。但其實福貴有他的幸福，有他的歡樂，這就是為什么讓福貴自己來講述時就很順利地寫完了，因為他還能明白地說自己。”
關于《兄弟》的爭議：
“它可能是我一生
寫作的高峰”
2006年，余華的《兄弟》分為上下部先后面世，這距離他上一次的作品已經足足10年。一時間，媒體和讀者高度關注，并惹來了很多爭議，聲音最集中在“技術上弱點的展示”。尤其是下部，有人評論稱“這是沒有能力的狗尾續貂”。對此，余華回應說：“一個作家最喜愛的一本書，未必是讀者最喜愛的，也未必是文學史最肯定的。我不太有信心將來還能遇到如此宏大的題材。作家并不是要發明這個世界上所沒有的故事，而是要把在這個世界上存在已久的故事寫出來，因為它存在得越久，它就越有價值。說這話我不是意氣用事，而是由衷地說，《兄弟》確實可能是我一生寫作的高峰。”
盡管《兄弟》中的很多情節有現實依據，但余華絲毫不覺得這是寫實主義作品。他反問，像小說第二章，李光頭用林紅的屁股去換三鮮面，哪是寫實主義的小說能有的？“這是一部將許多敘述風格放置到一起并得到強化的作品，可能有的作家不喜歡這種眾聲喧嘩，認為我在走向誤區，但起碼我認為這是一部很和諧的作品。美學應該是沒有標準的，但是我們總是人為地去給它設置一些標準。”
顯然，余華更在意普通讀者的意見，尤其是大學生的想法，“文學界畢竟只代表少數人的意見，而且閱讀面相對比較單一。舉莎士比亞為例，當時的評論界對他的評價并不高，但你看看現在莎士比亞作品的閱讀率，都跨越了不同年代和不同民族。所以一部作品是否受歡迎，一是取決于作品本身是否優秀；二是取決于讀者能否與它心心相印。誰知道50年后，還會不會有人讀《兄弟》呢？”
無論如何，雖然不是從“先鋒”起步，余華始終是被作為“先鋒文學代表”而被銘記的。在他心中，先鋒意味著一種敏感，思想和風格走在時代的前面。他還坦言，從“傷痕”、“反思”到“尋根”、“先鋒”，這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成長史。寫作的分化才是文學成熟的標志，在先鋒文學之后，再也沒有什么流派了，一個作家也不應該永遠被框定在一個類型里。
關于獨特風格：
“令人疼痛”與牙醫經歷有關
余華“令人疼痛”的敘事風格無疑與五年牙醫的從業經歷有關系。“人的口腔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余華已經說過這話很多遍。另一個令他的文字充滿痛感的原因是，他是在醫院長大的，小時候最青睞的午睡地點便是停尸房。“我從不害怕鮮血、疼痛和眼淚，那是我成長記憶里最習以為常的東西。”
1978年，余華去牙科醫院報到時，由于他是醫院里最年輕的，所以夏天打預防針的工作全落到他的頭上。當時的物資條件非常貧乏，那些針頭都是有倒鉤的。他第一天去打針的時候，去的是工廠，給人扎針后，那些工人沒有哭。下午去幼兒園，小孩子哭聲一片。后來，他在一篇題為《中國早就變化了》的文章里寫道：他們看到的疼痛更甚于經歷的疼痛。
今天回憶這段往事時，他心里十分內疚：要是我當時先扎自己，就會知道他們的疼痛。余華又說：“很多時候我在感慨，對今天城市里的80后來說，‘活著’的解釋就是‘生存還是生育的問題’，當年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說：‘生存還是死亡，這是個問題’，但現在80后面臨的這個問題顯然更可怕。”因此，彼時余華對“活著”的理解是“忍受”，如今認為只要能睡個好覺，就覺得活得挺好，他感嘆“活著都不容易”。
關于他的活著：
“我不是一個一夜成名的作家，不會因為一點成績就忘乎所以”
無需諱言，時間給余華帶來無盡的變化。一個現象就是，名氣日隆，但他好久沒有新作品了，還有人言之鑿鑿地擔心外界的干擾或者會毀了他的創造力，但余華一直很清醒，“一些沒有必要的文學活動和社交活動，我就堅決不參加；沒有新作出來，我也很少接受媒體采訪。我覺得一個作家應有自制的能力，要學會把握自己的位置。我不是一個一夜成名的作家，不會因為一點成績就忘乎所以。”
最大限度地隔絕了社會事務，兒子9月去美國讀大學后，他終于不再需要北京、杭州兩地游走，理想的計劃是常住在杭州西溪濕地的工作室安心寫作。新長篇將是關于兩個男人的流浪，可2007年后幾無進展。剛恢復的情緒總是又被新的雜事打斷，明顯感覺到記憶力也開始衰退的余華很懊惱，誰都有年邁需要照顧的父母，親情他犧牲不了。創作《兄弟》時，一天能寫不少于五千字，他估計，那個瘋狂的時期已經基本回不去了。
余華和很多純文學作家的境遇一樣，經常在世界各地演講，在微博上評點時事，似乎很難再回歸獨立作家的身份。對此，余華說：“要寫的可能只有5%，但必須了解之外的95%。我可能只寫一個小故事，但不會進入我作品的那幾百個故事支撐著我對這個社會和現實的感受，它們會讓我在寫作的時候心里有底。”（廣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