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對抗在塞爾努達1957年出版的文論集《當代西班牙詩歌研究》中有明確體現。在該書留給戰后詩歌的有限篇幅里，塞爾努達提出了與當時社會詩 歌推動者的評價標準完全相左的觀點，表示自己在戰后詩歌中幾乎沒有看到任何新意，改變的只是主題而非技藝。他認為國內的詩人生活與創作的環境太過壓抑，但 是這并不能作為其作品視野狹窄的理由，僅僅發出了反抗獨裁的聲音并不能作為其美學質量與價值的保證：“我不覺得這類詩歌從文學的角度就一定比如今其他年輕 人創作的詩歌價值更高”。后來墨西哥詩人帕切科曾撰文為這篇發出不同聲音的文章叫好，認為它代表的是一位偉大詩人的評論思想——“他是一個至死都抱有最大 忠實度的人：永遠忠實于自己。”但是可以想見，這種“忠實于自己”的聲音令該書出版之后在西班牙引起憤怒與沉默。其中，更占據主導的是沉默。大多數文學刊 物直接忽視該書的出版，沒有任何評論。經常與塞爾努達合作的、提倡自由的刊物《島嶼》面對這本書保持的沉默尤其振聾發聵，正如另一本馬德里刊物《索引》在 1959年八月號上刊登的一封讀者來信中所寫：“這部作品遭遇的沉默并不意味著漠然。這本書依舊充滿爭議，存在很多令文壇煩擾不堪的明示暗示。它的焦點與 腔調都與十幾年來我們習慣的文學評論完全不同。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控制著我們出版業的詩人與評論家圈子做出決定，對付這樣一本痛下判決的書，最好的戰術毫 無疑問是共同謀劃的沉默。”不難看出，正如胡安·戈伊蒂索羅(2014年塞萬提斯獎得主)所評論的那樣：“塞爾努達不合時宜的態度引起了‘忙于頌揚民眾斗 爭精神’的詩人和評論家們的不滿，他的名字因此多年來被包裹在‘沉默的幕布’之下。”

　　直到詩人花甲之年，這層幕布才終于被撩起一角。1962年11月，“五零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學雜志《灰色蘆葦》出版專刊《向路易斯·塞爾努達 致敬》，收錄了包括何塞·安赫爾·巴倫特、瑪麗亞·桑布拉諾、吉爾·德·別德馬、文森特·高司、弗朗西斯科·布里內斯、胡安·戈伊蒂索羅在內的詩人、哲學 家、作家對塞爾努達其人其詩的評論。這些評論涵蓋了此前被忽視的許多方面，例如巴倫特的《塞爾努達與冥思詩歌》著重探討其作品的精神內核，從語言與詩學的 角度將之與英國詩歌的冥思傳統相連，并一針見血地指出“西班牙評論界對塞爾努達的作品裝聾作啞，評論總是少且短，他的詩卻還是成為一代年輕詩人心中的經 典，這是很有趣的事。塞爾努達的作品帶給我們的不僅是極高質量的詩歌本身，更是一場對卡斯蒂利亞語詩歌文字和精神的革新。”

　　《灰色蘆葦》的致敬特刊其實是西班牙新一代詩人對塞爾努達進行經典化的第二次努力。1955年，科爾多瓦的《頌歌》雜志出版的8月至11月合刊 《致敬路易斯·塞爾努達》是塞爾努達詩歌被西班牙詩壇重新發現的起點。不過那次致敬的意義主要是從態度上代表了一部分年輕詩人對當時席卷西班牙詩歌浪潮的 厭倦，所收文章在將塞爾努達視為對安達盧西亞詩歌悠久傳統(一種特定的慵懶精神)的繼承者和延續者。熟悉塞爾努達詩歌的人都知道這并非他的詩學重點，因而 塞爾努達雖感其誠，卻從未像《灰色蘆葦》出版后那樣展現出溢于言表的欣喜與激動。在見到《灰色蘆葦》的樣刊之后，詩人曾復信給刊物主編說，這是自己“作為 詩人第一次全然的滿足”，因為看到“我終于被完全理解了”，“在60歲的時候，這本刊物提醒我自己有幸在全然的孤獨中工作，因而有了全然的自由，不用去考 慮任何人或事”。“40年的寫作生涯，我從未想過有一天別人會注意到我和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