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傳至偏遠的安順場，帥士高正在渡口邊擺渡。一個好心的親戚一把拉住他，悄悄告訴他：“帥老幺，快些跑，劉家軍要來抓你了。”帥士高這才知道，敵人的抓捕名單上第一個赫然在列的就是自己。在送完一船過河的鄉親后，他趕緊上岸，告知當初幫助紅軍渡河的那些船工，大家認為只有避禍遠走才是上策。很快，帥士高與船工們逃離了安順場，使前來抓捕的敵人一無所獲。轉眼間15年過去了，大西南已經獲得了徹底解放。1950年初的一天 ，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劉伯承元帥在百忙中接待了來訪的彝族鄉親。交談中，他獲悉帥士高與那些大渡河船工們因幫助紅軍至今仍流落他鄉的情況后，果斷做出決定，組織專人尋找以帥士高為首的那些老船工，盡快讓他們返鄉安居樂業。安順場地處四川石棉縣，是個漢彝雜居之地，解放初尚屬西康省建制（西康后被撤銷，并入四川）。時任西康省政府主席兼62軍政委的廖志高在得到劉伯承的指示后，立即組織專人趕往安順場開展尋訪工作。工作組經過調查尋訪得知，當年護送紅軍渡河的60余名船工中流落他鄉的尚有近20人，多年來他們飄泊在外，隱姓埋名，以打短工、跑馬幫、淘金礦謀生，更有流落到彝人部落，給黑彝奴隸主當了奴隸娃子。可大家對帥士高的情況卻一無所知。自從他離開安順場后就再沒有任何信息，其家人也深受迫害：父親被國民黨石棉縣政府關押了3個月，受盡了非人的折磨。幾年后，父母親帶著對帥士高的無限牽掛相繼離開了人世；哥哥、姐姐則背著“通匪”的罪名，在戰戰兢兢與極度的惶恐中艱難度日。大家的心情非常難過。以帥士高為代表的這些老船工，是中國革命關鍵之時的有功之臣，一定要找到他們。這年秋天，工作組在鄉親們的幫助下，使流落他鄉的20余名船工陸續回到了安順場，得到了妥善安置。然而，令人牽腸掛肚的帥士高卻音訊全無。工作組想方設法尋找了數月，最后不得不失望而去。
1952年春，劉伯承到北京開會見到彭德懷，告訴他當年幫助紅軍搶渡大渡河的船工帥士高因避禍流落他鄉，至今尋找未果，兩位老帥商議后再次指示西南軍區的同志，一定想法找到帥老幺（帥士高）。指示下達到西康軍區，可接連幾次組織的工作組進山尋找始終未果。正待大家踏破鐵鞋、尋覓無跡時，率部進駐大涼山剿匪平叛的西康軍區副政委魯瑞林在無意之中有個驚人發現。
冕寧縣大涼山嘎基彝族部落是一個世襲的黑彝家族，在當地頗有勢力。新中國成立前夕，一些國民黨匪特潛入該地，煽動彝族上層頭人武裝叛亂。時任西康軍區副政委的魯瑞林親自帶著民族工作隊與進剿大軍來到了嘎基部落。此時，嘎基頭人已經帶著家族武裝與國民黨匪特進山為匪，家里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殘的奴隸。這時，一個奴隸娃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面容清臞蒼老，一頭亂發蓬亂不堪，左眼已經失明，終日少言寡語，披著一件勉強遮身的蓑衣棲身在嘎基家的牛馬棚中，睡覺、吃飯都在一旁的稻草堆上。工作組得知，這個沒名沒姓的奴隸娃子其實不是彝族人，而是流落到此賣身為奴的漢人，平時的主要活計就是替主子放牧牛馬，地位比一般的奴隸娃子還要低。由于常年睡在牛馬棚中，他的一只眼睛被潮濕的地氣熏瞎了，才40歲的人看上去像一個花甲老人。與其他奴隸娃子接觸需要通司（翻譯）才能進行溝通，而與他交流起來比較方便。當得知工作隊就是當年的紅軍時，這位奴隸娃子很激動，主動說起自己當年為紅軍搶渡大渡河擺渡時的情況，還積極為工作隊介紹情況，帶路進山剿匪，幫助發動群眾。他的事跡被一名隨軍記者知道了，采訪后寫了篇報道。很快，這篇報道被送到魯瑞林的案頭等待簽發，魯瑞林看完報道后大為激動，這不就是西南軍區讓他們尋找的那位大渡河老船工帥士高嗎？在確定無誤后，他一面將情況通報回西康軍區，一面立即派人將帥士高接到雅安。就這樣，在流落他鄉17年后，帥士高回到了久別的家鄉——石棉縣安順場。當地政府對這位革命的功臣很重視，派專人將他送到成都治病。遺憾的是，由于錯過了最佳治療期，他的那只眼睛已經永遠地失明了，身上的其他病則得到了有效的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