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這大概是中國大多數封建皇帝的共同生活經歷。乍一聽，他們的生活條件是極其優越的，但他們并不怎么快活，為什么呢？其原因很簡單，就是他們失去了身心自由。我們也許只看到了皇帝驕奢淫逸、為所欲為的一面，往往忽視其另一面，那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是被嚴格規定了的，這對于大多數守成時期的封建皇帝，尤其是做皇帝預備期的太子來說，是確切而真實的。

　　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曾說到這個問題。明神宗萬歷皇帝做太子時，老師曾經為他講經，年輕人心性好動，在不知不覺間把一條腿放在了另一條腿上，老師就陰陽怪氣地責備起來：“為人君者，可不敬乎？”講經之間忽然背起了先賢的勸責之語，萬歷皇帝一時間莫名其妙，老師見他不明白，就又刻板地重復那句話，直到萬歷皇帝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腿放的不是地方，趕快擺正了姿勢，老師才繼續講下去。春天到了，鶯飛草長，熱愛自然乃是人之本性，但萬歷皇帝僅僅折了一截剛發芽的柳枝，老師就責備起來，說什么人君者要有體仁之心，要有好生之德云云，弄得萬歷畏首畏尾，毫無興致。這種生活，實際上與囚徒無異。

　　一般說來，皇帝即位之前要有一個預備見習期，就是做太子。做太子的一項重要生活內容就是聽老師講經。這還罷了，就好像搞選美比賽一樣，太子要把自己暴露在“大庭廣臣”之中，讓大臣們去品頭論足，如果有哪一項不太符合大臣們的要求，太子的資格就多少有些危險了。因此，太子的生活與其說是耀武揚威，還不如說是兢兢業業乃至戰戰兢兢。終于熬到當了皇帝，其實也不自由。每天重復一套各色儀式，乍看起來十分威風，像劉邦當年初試朝儀時所說的，“吾如今知皇帝之貴矣”，但時間一長，就會不勝其煩，覺得生活枯燥無味。

　　在這種“學問道德”的“內憂外患”之中，從太子到皇帝的整個歷程都很不舒服，那是自然的事，至于想發展自己的個性和長處，就更別提了。萬歷皇帝想在八小時之外搞點業余愛好，進一步研究一下書法，想弄個書法學會的理事之類的學術職務干干，以顯示一下自己也有一定的能力，并非只會享受祖蔭。但這不行，大臣張居正裝出一副為民請命、為國獻身的樣子，伏地泣諫，要萬歷皇帝萬萬不可，說什么書法乃是淫巧小技，不可因此誤了治國大計。群臣見首輔大臣如此忠勇，也都不甘落后，白白丟了這個沽名釣譽的好機會，于是群起效仿。在這些“正人君子”的圍攻下，萬歷皇帝雖然十分掃興，但也無可奈何，只好“少數服從大多數”了。

　　如果說上面說的還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的話，萬歷皇帝想廢掉長子，立自己心愛的幼子為太子，恐怕就是一件大事了。這當然更遭到大臣們堅決反對，他們歷數廢長立幼的壞處，言辭鏗鏘，莫可置辯，弄得萬歷皇帝不僅沒有辦成事，還碰了一鼻子灰。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萬歷皇帝終于看清了自己并不屬于自己，實在不過是一個傀儡。一經悟透，他采取了一種消極的反抗方式：怠工。于是，萬歷也就成了明代的壞皇帝。

　　其實早在萬歷皇帝以前還有一個正德皇帝，更有意思，他追求的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話說，叫做實現感。當太子時，正德皇帝也受夠了窩囊氣，小時候不能玩，長大了一定要補一補。在當了皇帝以后，他就開始“惡作劇”了。登基后不到兩年，他就讓宦官在宮外建了一所充滿野趣的俱樂部，叫做“豹房”，整日在里面與宦官、娼優、異域術士嬉游，至于國事，就不放在心上了。在為祖母舉行喪禮的時候，他看到地上泥水橫流，便下令群臣免予跪拜，這當然激起了所謂忠臣的反抗，但殊不知，這也是正德皇帝對自己所受教育和束縛的反抗。

　　最有意思的是，他還要過將軍癮。正德十一年(1516年)，伯顏猛率兵入侵，正德帝聽了，大為高興，立即御駕親征，雖有群臣反對，他還是“一意孤行”。最終他勝利班師，但覺得只打了勝仗算不得有意思，便自己封自己為“威武大將軍”。1519年，寧王朱宸濠造反，本來當世大儒王陽明迅速平定了叛亂，但正德帝還想過過當將軍的癮，要大學士草擬圣旨，命“威武大將軍”北行巡邊。大學士不干，伏地請求，泣血而諫。正德帝不理，還是以此身份巡邊，途中再加封自己為“鎮國公”，又自封為“太師”，并十分荒唐地要求王陽明把朱宸濠放回去，讓他再叛亂一回，然后自己親自率兵捉拿。這當然遭到了王陽明的拒絕，王陽明還因此受到了朝廷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