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國軍隊一個接一個的失利使他漸漸產生了極度悲觀與失望情緒。李宗仁回憶，1937年10月，他去拜訪汪精衛時，汪曾一再問他：“你看這個仗，能夠打下去嗎?”據當時在其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汪精衛每當談及抗戰之事，總是“搖頭嘆息”說：“茫茫前途，不知要變成什么樣子!”

　　在汪精衛身邊，與他持相似觀點的一批人漸漸組成了一個小團體，他們包括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周佛海原是蔣介石親信，因這層關系，與汪精衛有很深的矛盾。然而通過長時間交談，他們發現了彼此在對待中共及日本問題上的共同點，慢慢密切起來。周佛海回憶說，“汪先生的主張，是完全和我們一致的。”“所以我們當時無形中就以汪先生為中心，醞釀和平運動。”

　　兩國交戰，歷來有主戰派有主和派，那時汪精衛提出“談和”，“并不等于他投降、做漢奸，也不等于說汪那時已離開抗戰陣營”。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黃美真說。而在當時全國各界抗日氣氛高昂，國民政府內也以主戰派為主流，汪精衛只能將此意見私下向蔣介石提出，蔣沒有斷然拒絕，通過德國大使陶德曼進行的會談也在秘密進行中。

　　但是7月22日蔣介石看到高宗武的信，由于信中有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馬”的字句，蔣見信后，“怒氣滿面”，表示今后與高斷絕關系，并下令停發高的活動經費。但周佛海卻照舊每月從宣傳部的經費中，撥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繼續與日本保持聯系。汪精衛通過高宗武的日本之行開啟了與日本“談和”的大門，而與此同時，蔣介石卻自此徹底放棄了“和平”之路。

　　逃離重慶

　　7月22日夜，剛剛看完高宗武報告、明確知道日本人“鎖定”自己的汪精衛得到了另一個消息：當夜，日軍與中國軍隊激烈交戰之后，突破廬山北面數道陣地，九江城淪陷在即。此時的汪精衛面對的是這樣一種局面:一方面日軍在武漢外圍的戰役中節節推進，距離武漢的腳步越來越近，本來就對中國人的抗戰能力持懷疑的汪精衛內心一片灰暗。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又通過另一種渠道傳遞出某種“誘人”信息———10天以前，日本五大臣會議正式批準“建立一個新的中國政府”的建議，決定立即著手“起用中國第一流人物”。

　　“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么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與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為盡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當蔣介石邀其討論高宗武報告時，此時的汪精衛仍極力主張由蔣介石出面與日本謀和。但位于權力中心的蔣介石最后作出了相反的決定，汪精衛終于明白：通過黨內決議方式，是不能實現他的“和平”主張的。

　　由于高宗武肺病復發，與日方接洽的任務由國民黨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梅思平接任。日本方面的聯系人，為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兼華南分社社長的松本重治。從8月29日開始到9月初，梅思平與松本連續進行了5次會談。1938年10月，戰事上頻傳著壞消息，廣州和武漢相繼淪陷。汪精衛利用接受外國媒體采訪的機會，多次暗示愿意與日議和。10月，武漢、廣州相繼失守前后，汪精衛的談和言論更公開而急迫。盡管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但他依然替自己頑強辯護說，“孫總理常說和平救國，如果談和平就是漢奸國賊，那么總理也是漢奸國賊了”。

　　入秋后的上海，位于虹口區東體育會支路上的一座洋房正進行著稱為“重光堂會談”的秘密談判。“重光堂”會談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關于成立以汪精衛為首的新的政權的措施;二是實現中日“和平”的條件;三是詳細安排了汪精衛離開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具體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