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媒體對英格瓦的人品和政治經歷的質疑讓宜家頗為難堪。1994年出版的一本關于納粹時期瑞典歷史的書中多次指出英格瓦在青年時期對納粹懷有好感。不久，瑞典《快報》記者從國家檔案館里找到資料，資料表明英格瓦多年來都和瑞典法西斯頭目佩·恩達爾保持著聯系。同年10月，在面對采訪時，英格瓦證實自己參與了“新瑞典運動”，并承認少年時很欣賞這位右翼思想家。據說他當時“臉色通紅，憤怒地拍著桌子大聲叫罵”。
打擊還在后面，英國《金融時報》記者把英格瓦和希特勒進行了比較，得出結論：“英格瓦是個實際上的納粹分子。在他那完美的、親切友好的宜家哲學以及經過裝飾過的納粹主義成分之間，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致性”。英格瓦在回憶錄中也親口承認，他年輕時期的政治立場可能與宜家這個企業存在聯系。
宜家到底屬于誰，也是媒體津津樂道的話題。1978年，宜家的董事會就開始經常討論公司是否要上市。但迄今為止，所有的股份只屬于一個人，那就是英格瓦。上市意味著企業營業額和利潤額向社會公開，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
社會責任的履行更是讓宜家飽受詬病。全球避稅不說，另外兩點也使宜家大受指責，一是曾經雇傭童工，二是森林殺手。這也可以理解，面對商業誘惑誰都難以自制。
但拉米雷斯在1993年給《哈佛商業評論》撰文時指出，“至于宜家，我想說，我的孩子不是出生在宜家的床上。”
“壞老頭”逼走曹躍偉
在中國，宜家的“雙重人格”有著另外的版本。尤其是在為宜家代工的老板眼中，英格瓦現在是個“聰明而冷酷的壞老頭”。
不過，曹躍偉的確從宜家得到了好處。這不僅包括合作初期宜家送來的大量訂單，還涉及到宜家所要求的質量及環保體系為曹躍偉的工廠帶來的能力提升。曹說，“這點我要謝謝這個老頭子。”但他隨即就抱緊雙臂表示，那是溫水煮青蛙。
宜家在消費者眼中的成功構建了強大的品牌效應，這種能量導致英格瓦在產業鏈上擁有絕對的控制力。
這給曹躍偉與宜家的矛盾激化埋下了伏筆。他認為，對于中國的代工廠商，宜家通常的做法是——合作前期，宜家會用大量的訂單誘使代工廠開心地去做大量產能的投入，投入完成后，他們便被宜家成功綁架了。此時，很多人會發現此前的投入并沒有足夠供選擇的其他銷售及出口渠道(只有少數幾家)。
但當時多數代工廠商尚未察覺到危險的來臨。他們正拼命地借錢、貸款，招工人。一年的合同結束，工廠似乎是賺到了一些鈔票。但負責結算的宜家會計剛剛走出大門，另一批簽約下年訂單的宜家工作人員便會緊跟著進來。他們通常表情嚴肅，不抽煙也不喝酒，話語也很簡潔——降價。
按照宜家的長期計劃，供貨商需要每年降價2至3個百分點。這個數字看上去并不可怕。通過規模化、精益化生產，帶來勞動效率的提升作為抵消，似乎是可以實現的。但是對工廠而言，原材料及人力成本的上升卻難以抵抗。實際的情況是，新車間投產后，按照宜家的質量要求和價格，收購價格已經低于生產成本。“那么，宜家會告訴你，好吧，辭掉一半的工人，選擇更好的機器。”曹躍偉表示，對于那些不聽話的工廠，宜家通常都會將其掃地出門。
曹躍偉對此體會頗深。2009年，國家對外貿出口企業實行退稅政策的第二天，宜家采購部門就通知代工企業，“價格要再降兩個點，因為你們享受了退稅政策。”當時，曹躍偉說他聽完這話，聳聳肩笑了。
糾纏不清的還有宜家的“AB角計劃”。同一種產品，宜家通常會扶植出數家企業，然后按照忠誠度區別側重點。一般情況下，宜家提供給B的訂單僅是A的十分之一，并不使A感到太大競爭。但如果A一旦出現問題，B之前所做的準備可以迅速擴充到比A還大的產能。曹躍偉說：“但是A的今天就是B的明天。”